金秋時節故人 回

                                        陳賢慶                                            

                                       (序)

  公元2005年10月5日中午大約12時,當郎仲光、溫妮、王家義三位大會司儀宣布廣東僑中老三屆05金秋聚會大會圓滿結束時,籌委會主席宏守基,以及黃卓鑾、杜小鈺、何啟佚、陳賢慶、洪子群、梁繼興、曹淑敏等籌委會成員,當然還有黎康喬等海外歸來的熱心校友,都長長舒了一口氣,盡管接下來還有一系列的活動,但是,最主要的一項議程——10月5日上午的大會,總算完成了,而且是在近乎完美狀況下完成的,怎不讓人感到欣慰呢?

  組織一次校友聚會,似乎并不算難,許多學校的校友們都曾組織過,但是,要組織一次有國內外四百多名校友參加的聚會,不容易;能使近百名海外的校友,尤其是遠在美加的、尚還在為生活奔波的數十位校友們也能回國參加聚會,就更不容易;這次聚會并非由母校組織,又沒有某大財團資助,只靠幾位熱心的、尚有本職工作的同學具體操辦其事;籌委會的成員雖不乏“老總”“經理”“委員”“主任”“代表”等角色,但是,在誠信欠缺的今天,要統籌指揮并不在自己“轄下”的數百位過了“知天命”之年的同學,就更加更加不容易!

  往年的校友聚會,或者是一般學校的校友聚會,往往都是在某天大家相聚在母校,握手、擁抱、寒暄、吃飯、分手……如是而已。這樣的聚會,我們覺得太對不起從林肯的故鄉,從白求恩的故鄉遠道回來的校友了。 我們認為,要么就不搞,要么就搞得象模象樣的,于是,才有了成立籌委會的提議。而籌委會的成立,使得這次聚會朝著健康有序的方向發展,是聚會成功的關鍵。

  籌委會考慮到各地校友的特點,確定了聚會的最佳時間;籌委會物色了各班的聯絡員,使聚會的消息能廣而告之;籌委會確定了統一的收費,并使之合理地支出;籌委會多次與母校聯系,解決了會場、飯堂、車輛等問題;籌委會制作了精美的 相冊和紀念瓷碟,為聚會增添了色彩;籌委會聘請了專職的攝影師,對這次聚會作全程記錄;雖是校友聚會,但籌委會沒有忘記母校的老師,有近四十位當年教導過我們的老師參加了大會,體現了尊師重教的傳統美德;籌委會精心策劃了主會場的議程,使得一個半小時 的大會安排緊湊,節目豐富多彩;籌委會與時俱進,傳統的聚會中融進了先進科技的成分,使許多同學眼界大開,并獲得嘉賓三更羅先生的盛贊;籌委會照顧到各類同學的需要,參加聚會的內容有半天、一天、兩天 以及半月之選; 籌委會特別為美加及港澳的一些同學安排了既經濟又舒適的賓館;籌委會安排了既有維新路僑中,又有瘦狗嶺僑中的參觀路線;籌委會安排了既有城市風情,又有鄉村氣息的去處;籌委會特別為美加同學安排了省內外五天的旅游活動,讓他們到 四個城鄉感受祖國的巨大變化……

  這次金秋聚會的成功,籌委會固然功不可沒,但是,如果缺少了技術上的支持,也難以操作,這就使我不得不再次提到廣東僑中老三屆網站的巨大作用了。政治學上有“內因”“外因”的概念,我覺得,老三屆網站也好,籌委會也罷,都是外在的因素而已;廣大同學,尤其是遠在美加的同學們,對籌委會的信任,則是最重要的支持;而這次金秋聚會取得圓滿成功的基礎,則是廣東僑中老三屆校友那濃濃的情誼,正是這種割舍不斷的情誼,使得我們從世界的四面八方回到母校相聚。沒有這種情誼,哪怕處于比鄰也不想相見。

  以上是為序。

                                    (一)

  05年10月2日中午,我坐宏守基同學的車子,到位于花都的廣州白云新機場。我們要接的同學,是原高二(2)班的、如今生活和工作在美國三凡市的劉象潛同學,和原高二班的、 如今生活和工作在美國西雅圖的李鶴鳴同學。他們乘坐的班機從韓國首爾飛來,11點25分到達,但他們出閘時,則差不多是一小時之后。李鶴鳴坐親戚的車子離去;劉象潛則坐我們的車子進市區。

  劉象潛,和我小學開始同學。綽號“大象”。給他起綽號時,小朋友并不知道他家里還有多頭“象”,到知道時已難以改口,于是,其兄在旁時則叫他“小象”。還有昵稱“阿潛”。 為了敘述的方便,下面就用“阿潛”稱之。

  1972年的夏天,落戶在寶安縣某公社的阿潛,和另一位同學在蛇口的某個僻靜處下水,之后,在海上漂浮了十個鐘頭,他們終于能腳踏實地。當時他們并不知道這是個什么地方,拖著疲憊的身子,踏著黎明的微光,他們來到了一戶鄉村人家的門口,忽然,阿潛聽到屋內傳出收音機的聲音,那是尤雅唱的《往事只能回味》(可能記錯了),他長舒了一口氣,心中狂叫著:“到了,到了!……”屋內出來一位老太婆,把他倆讓進屋里,并給他們沖了一杯“鷹嘜”煉奶。阿潛喝下這杯熱騰騰的牛奶,立即覺得渾身的每一個毛孔都好象擴張起來,整個人處于一種欲仙欲死的狀態!他感到,在自己二十四年的人生中,從來沒有喝過這么好喝的東西……

  以上一段文字,如果讀者以為是“小說筆法”,那就太冤枉我了,這是我和阿潛再度相逢后,他告訴我的一個往事細節。阿潛到香港后,生活了兩年,然后又去了美國。由于種種原因,在廣州生活過二十四年的他,竟然在費翔高唱了多年“歸來吧,歸來呀,漂泊四方的游子……”,仍不見歸來。如今,當他重新出現在老同學跟前時,已經和故鄉廣州分隔了三十 三年了。

  生活在廣州的同學應該感覺到,三年不去西關,兩年不去東山,一年不去河南,你就會迷路,三十三年,你還能看到這座城市多少舊日的痕跡?難怪一下飛機,阿潛就問:“怎么不見了白云山?”是的,去年才建成使用的廣州新機場,他又怎能有印象?車子沿著機場高速往市區開去, 江村、新市、三元里一帶的農田何處去了?阿潛一點還鄉的感覺也沒有,仿佛去到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一直到了內環路,經我們的指點,他才認出越秀山邊的那座電視塔。車子往前走,也是經我們指點,他才認出那并不顯眼的白云賓館。上述兩座建筑物,都是文革前的產物,仍能銘刻在遠方游子的心中。

  我們到了越秀南路的廣東工會大廈, 得知來自美國波士頓的楊興德校友已先期入住,但未見其人。阿潛在廣州雖有房產,但他早就在此大廈預定好一個房間,內有兩張床,要我來陪他數天,以解數十年來相思之苦(這話似乎應用于情侶)。廣東工會大廈的老總是我們的校友洪子群。洪子群雖是初二級學生,但也到了雷州半島,與我同一農場。我和他不僅是場友,也是農場宣傳隊的隊友,他能歌善舞會演,我們一起宣傳過“主義”和“思想”,一起《急速出兵》襲擊“座山雕”。他回城后學醫,想不到現在管理一家旅行社和一所大廈。也幸虧有他,我們海外歸來的不少同學能有一個共同的住處,又方便又熱鬧。阿潛到來后,洪總也來表示歡迎,談了一會兒話。

  我們放好行李,然后與宏守基到四樓的餐廳用餐。是日有些悶熱,但還不至很難受,然而,阿潛卻頻頻拭汗。他說:“三凡市雖也有夏天,但不會悶熱,很少出汗,怎么這里……”這位人兄,出國時日久,連汗腺也發生變化了。不過,餐桌上的食物——一些普通的雞肉、青菜和魚頭豆腐湯,卻讓他感到十分滿意,他說:“雞肉很有雞味。青菜很新鮮!很好吃!這個魚頭都歸我了 !”看到他吃食的樣子,我忽然產生了生活在中國的自豪感:“啊,原來在美國,是無啖好食的!……”

                                    (二)

  中午稍作休息,阿潛就急著要外出,因為他覺得還沒有回家之感。于是,我們的第一站,就是坐的士到阿潛曾經生活過二十多年的中山五路昌興街,尋找那祖屋。

  我們先在北京路口下了車。那四周的情景讓這位遠方歸來的游子暈了頭,放眼四顧,終于發現了那被高樓擠壓著的財政廳。于是,才想起了太平館,想起了美利權,想起了新以泰,想起了兒童公園……于是,他不停地用數碼相機拍下各處遺跡。

  昌興街是一條很幸運的小街!時至今日,它竟然能身處鬧市中央而不被推土機推平,再被數十層的高樓壓住。據說,是因為越王在保佑,它的地下就是“文物”!這事,暫且不說它了,還是回顧我與這條小街以及街內22號那座洋樓的淵源吧。

  我以前住在越華路小東營,離昌興街很近,所以經常會路過。但是,1966年夏天,某日黃昏,我那曾在江西、廣東、浙江、廣西堅持抗戰了七年的父親,突然成了“歷史反革命”(“現行”的查不到)!父親被斗家產被抄,我有家難歸,而在廣仁路、廣衛路一帶夜游。這時,和我小學、初中、高中都是同學的阿潛碰到我,把我帶到家里,阿潛一家收留了我,使我暫度難關。于是,我和阿潛,以及阿潛的家庭的關系密切起來。他們居住的22號那座四層洋樓的三樓,成了我經常的去處。1967年春,廣州這座城市和全國其他城市一樣,派仗猶酣;學生們要么閑居在家,要么參加什么派去捍衛什么路線,和曾經與自己同校甚至同桌的同學打仗。我和阿潛都覺得,我們不是打仗的料,又不甘心于浪費光陰。感謝上天給了我們靈感,使我們想到了學習拉小提琴。于是,我們各自花二十元買了一把琴,跟別人借了一本《霍曼》教材,便開始自學。地點,就在阿潛的家;時間,每天的晚上。由于在那座洋樓的三樓,每晚都響起琴聲,不久,又把另外一兩位青年吸引過來,于是,每天晚上,三四把小提琴齊聲奏起,那巴赫、貝多芬、莫扎特、斯特勞斯、馬思聰等的樂曲或許可以傳到中山五路或財廳前。除了學習音樂,我們一班志趣相投的青年,還組成了一個類似“文學沙龍”的圈子,一起閱讀雨果、巴爾扎克、陀斯妥耶夫斯基……由于這段時間持續了近兩年,發生的事不少,我不便在此贅述,熟悉和關心我的讀者,都應該在《我的音樂之路》《我的文學之路》《仙樂風飄處處聞》等篇章中了解了每個細節。1968年11月6日晚,我與阿潛分手,從此天各一方,直到去年10月,阿潛的大哥(真正的大象)與母親從美國回廣州探親,邀我見面,我才再一次踏進此樓。舊地重游,當時已頗多感慨,歸家后填得《漁家傲》一詞,詞曰:“鬧市昌興一小路,我來不覺沉沉步。三十年前行樂處,人何去?滄桑世事難傾訴。    此夜相逢憶今古,當年屋內提琴舉。樂韻悠悠窗外舞。樓如故,重游更覺酸甜苦。”這首詞當然不能算“絕唱”,但也被選入《中外現代抒情詩詞精選》一書。

  至于阿潛與故居的關系,應該由他自己來寫,我這里只能略作敘述。曾經準備與廣州共存亡,堅決不上山不下鄉的阿潛兄妹,在我到雷州半島后不久,也阻擋不住“革命的潮流”,落戶寶安某公社,留下了年老的父母在廣州。阿潛的老父,歷史雖復雜,但絕對是位正派的好人,母親是位小學教師,文革前光榮神圣得很。不料,大概1969年,這位愛心無限辛勤工作的女教師,一夜之間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而劉老伯,也難幸免,大概被打成“資本家”之類,于是,雙雙被掃地出門,遣送南海縣大瀝之大范老家。那座由阿潛的外公從美國寄錢回來購建的樓房,于是變成了“公房”。改革開放后,僑房政策得以落實,昌興街22號也物歸原主。阿潛兄弟各得一個單位。由于主人們都到了美國居住,此房產由他們的一位 周姓親戚居住并管理。

  昌興街雖然多了一個門樓,但街內的樓房依舊,只是多了些店鋪;22號樓房的外表依舊,四鄰的景象也基本保留,所以阿潛并不需要尋找,便很容易走到它的面前。親戚周先生夫婦 已在樓下等候,把我們引上樓,引到屋內。舊日的屋內,有一個小客廳,有三間由木板隔開的小房間,還有廚房、廁所;我們的主要活動場所,就是在那客廳。如今,屋內的結構及裝修已經不同,無法找到昔日的痕跡了。忽然,我發現了一張紅木長椅(廣州人叫炕床),應該是三十多年前的遺產吧。客廳外有個小小的陽臺,正對著昌興街,我們特意在那里站了一會。我記得,當年,當我們拉琴拉得累了,會在那里站一會,看看街中的景象。我還清楚地記得,斜對面陽臺上,常站著一位很漂亮的少婦(可能),不知是否很欣賞我們的演奏。

  “直到現在,我才有了回到廣州的感覺。”站在四樓的天臺上,阿潛說,“不過,周圍的環境變了,以前在這里可以看到越秀山,可以聽到越秀山足球場的吶喊聲,現在四周都是高樓,滿耳都是車聲了。”我說:“你再不回來,恐怕連這條街這幢樓都看不見了。”在某處樓梯的拐角,阿潛忽然停下來,指著那地面說:“這地方,我曾坐著過了一夜。”“什么事?”我很想知道。于是,他便憶苦思甜似的給我談起一件舊日的傷心事。某天,阿潛從公社回到廣州,想在四樓某親戚處過夜,不料,無償居住他家房子二十多年的某親戚,竟然不讓他進門。這位二十歲的“落難公子”,只得坐在那樓梯上,忍受著蚊子的叮咬,流著淚過了一夜,初次嘗到了世態炎涼。“‘三十 二年金山夢’,下一句該對什么?”在舊居中,阿潛多次問我,我一時也答不出。有一位“詩人”也寫過“別夢依稀咒逝川,故園三十二年前”的句子,不過,兩人的感受肯定不會相同的。

  臨離開時,阿潛望著這幢外表殘舊的樓房,說:“三年吧,三年后再回來一趟,回來后就住在這里,住久一些……”

                                      (三)

   離開了昌興街,我們穿過一些小巷,到了廣大路。阿潛還記得廣大路那肉菜市場。“我有時也來這里買菜的。”阿潛說,“不過現在品種更多了。”的確,現在有哪個市場是只賣肉菜的?然后,我們沿著中山五路往西走去。在新華電影院旁邊的一個小樓梯,我們停下來。“區老師就住在這里!”阿潛說。我們都還記得,有一位小提琴教師曾住在二樓,當年我們曾到過他家請教。老人現在肯定作古了,或許他的兩位同樣富有音樂才華的漂亮女兒仍健在吧?到了新華電影院的另一邊,阿潛問:“那些賣粥粉的檔口還在嗎?”我們往那小巷望去,似乎已沒有粥粉檔口了。當年,晚上拉罷琴,我們會到那粥粉店吃夜宵,一毛錢一碗的雞粥,是我們的首選。我們一邊吃著粥,一邊也談談音樂,談談文學,談談人生,談談理想。有時,我們正吃著粥,數輛載滿紅衛兵的大卡車呼嘯而過,車上的身穿綠裝的同齡人,正向這兩位“逍遙派”投去鄙夷的目光。

  轉入吉祥路,我帶阿潛到中央公園走走。中央公園里的標志性的建筑物,如大門,如涼亭,如石凳等,阿潛還是記得的,但過去公園四周那富有特色的半開放的圍墻不見了,公園成了開放式的,難怪游人眾多。“過去,我經常爬圍墻進去的。”阿潛說。我笑笑。是的,過去也有壞孩子,但是,過去的孩子,最壞也是壞到“爬圍墻”這個程度了。公園內有各式人等,阿潛最感興趣的,是兩類人,一是隨著音樂翩翩起舞的;另一是圍在一起踢毽子的。而這兩類人,多是中老年人。“廣州人生活得很悠閑瀟灑啊!”阿潛感嘆道。是的,在國慶假日,在公園之內,的確可以感受到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而這種景象,是阿潛離開廣州之前的數年間不可能見到的。當然,目下的中國,也還不是人人都過得悠閑瀟灑的,涼亭中草地上欄桿邊的游人,可能不少就是下崗人士,正思量著自己的醫藥費,還有兒孫的教育費……

  離開中央公園,我們繼續往西走。作為老廣州,最熟悉不過的,應是中山五路中山六路。但是,現在變得面目全非的,就要數這兩條最熱鬧的馬路了。阿潛想看看哪是大馬站哪是小馬站哪是流水井,但都不見蹤影。走著走著,我們來到了六榕路。“六榕路?不是有座六榕寺嗎?”阿潛驚喜地問。“是啊,”我說,“我和你一樣,幾十年也沒有進去過。”“進去參觀參觀。”阿潛說。于是,我們很快找到了六榕寺。阿潛雖去國多年,但對中國的經典文化仍銘記于心。有關六祖慧能的故事,他能說得頭頭是道。由于是傍晚,我們沒有買票也可進入,但不能登塔。我們來到大雄寶殿,剛好遇到僧人誦經(晚禱?),一旁有不少善男信女雙手合十,也在隨之和唱。我們既入了鄉,也只得隨俗,亦雙手合十,眼睛微閉,口中念念有詞。不過,念了一會,不知他們何時了結,于是中途逃學了。我們又來到寺中一處園子,里面有不少參天大樹。內中是否有六棵榕樹?我們一下子未能辨別得出。倒是有一株古老的銀杏,令阿潛費去不少“數碼”。

  無意中參觀了一處寺廟。所看到的內容是不多的,但也引發出不少聯想和感慨。人生在世,是否冥冥中有主?三十七年前,如果不是阿潛表示堅持不上山不下鄉,我很可能跟他去到同一地方落戶,那么,我的命運可能又有不同;如果阿潛一念之差與我們去了雷州,他如今或許是位公務員,或許是位教師,正在中國的某個城市某個單位為四化建設作貢獻。唉,或許上天早已為我安排了一條稍有曲折的路,為阿潛導演了幾幕波瀾起伏的悲喜劇。而我們兩人后半生的交叉點,上天則安排在這六榕塔下,他要我們在僧人的誦經聲中,悟出前世今生。

                                    (四)

   晚上,我們仍在工會大廈的餐廳用餐。寫用餐之前,先寫一段小插曲。我們剛步入餐廳,則看到曾民樂同學與一少婦同桌,傾談得正投入。凝視那少婦,似曾相識,但一時又想不起。斗膽上前驚醒曾兄,方知那少婦即剛下飛機之 馮秀英。以前在處理老三屆同學相片時,見一美婦,年約“三十余”。心想,生活在美國,兼有大量“雅芳”等產品保護,不嫩才怪。待我見到真人,還不是原形畢露?這回,馮女士的確原形畢露了,但的確難以和超過“五十”的老婦聯系,只好盛贊她駐顏有術。 馮秀英雖只有初二“學歷”,但文筆了得,我早已在網上領教過,贊美過。此刻大家見面,很是高興。為了不影響他們同學談心,我和阿潛到另外一桌。

  晚餐,我點了多個家鄉菜,其中有一個菜——番薯苗。番薯苗這東西,以前不是饑荒,誰會去吃?想不到現在成了餐桌上的佳肴。“好吃,太好吃了,回國就是想吃這樣的東西!”阿潛邊吃邊贊不絕口,讓人懷疑他是從埃塞俄比亞或阿富汗回來的。可惜,他怎么“饑餓”,肚子的容量也有限,每道菜,都只能吃了一半。

  飯后,按照我們的計劃,是到長堤一帶夜游。我們沿著越秀南步行至珠江邊。在此,要插敘一事。白天,剛下飛機,在進城的路上,宏守基同學就一邊開車一邊叮囑阿潛,千萬要注意身上的財物,說廣州的治安糟得很。這些話,讓我不快。我認為,阿潛剛回國,應該給他多宣傳家鄉的巨大變化,國內的大好形勢,怎么盡說這些掃興的話?不料,到了工會大廈,洪總更是嚴肅地叮囑阿潛,千萬千萬要注意財物和自身安全,還說:“千萬不要和陌生人說話!不管他是問路、借手機、借錢……”這就讓我更不快了。阿潛在外國養成的良好公德,莫非回到中國就得拋至九霄云外?更令我不安的是,到了昌興街,阿潛的周姓親戚叮囑他同樣的話……所以,弄到“樂觀主義者”的我也覺得“天下有賊”,在穿過 東堤那天橋底時,也緊張兮兮的,隨時準備與歹徒搏斗,以保護身邊的“外籍人士”。幸而,恐怖的事并沒有發生,長堤上是一片歡樂祥和的景象。

   我沒有到過外國,不知塞納河、多瑙河、尼羅河、密西西比河兩岸的風光如何,但廣州的長堤,應該勉強可以與香港的尖東、上海的外灘比美吧,或許還比一些外國城市的內河更美麗吧。從阿潛的贊嘆聲,我可以作出這個判斷。以前,在珠江上,只見一座海珠鐵橋。所以,當阿潛身處江濱,即顯得糊涂了——怎么這么多橋?哪一座是海珠橋?以前,只有河南望河北,如今,南北皆可望,皆有景觀。以前,長堤上只有微弱的燈光,配以少許的霓虹裝飾,如今,高樓大廈上的燈,路燈、霓虹燈、汽車燈、射燈等,使得四處如同白晝。以前,珠江河上有許多小艇往來穿梭,使得珠江顯得很狹窄,如今,只有“珠江夜游”的觀光輪船在行駛,河面顯得開闊清潔……阿潛邊走邊拍照,興趣甚濃。到了天字碼頭,我們想坐一坐“珠江夜游‘的觀光船,但是,那里人山人海,阿潛感嘆:“國內的人的確富了,以前珠江夜游也屬奢侈之事呢!”到了海珠廣場,阿潛似有點印象,有點記憶,他舉頭遠望,問道:“可還有小太陽?”我笑笑,說:“太陽早已隕落了!”原來,1965年,在中國出口交易會那大樓的頂上,安裝了一盞大燈,把整個廣場也能照亮,稱之為“小太陽”,引來萬民仰望。阿潛記得,和我也來望過。那“小太陽”,雖只是一件科技產品,但也反映了當年國泰民安的現實。但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破壞了那美好的一切……

   “長堤和海珠廣場都比過去熱鬧多了,”阿潛說,“但是情調卻變了。還記得嗎?以前,人沒有這么稠,燈沒有這么亮,車沒有這么多,漫步在長堤上,正是談心的好時候,看著河中的點點漁火,聽著蛋家人的夜歌,真是一種難得的享受。如今,只有避人,讓路,來去匆匆,難怪不見有情侶模樣的人出沒。”我又笑笑,說:“社會的發展,往往是以破壞環境為代價的,而現代人,許多又不懂得清風明月的傳統享樂方式,反而熱衷于泡在空氣渾濁的歌廳、震耳欲聾的酒巴、還有高消費的桑拿屋、洗腳房……”“當年,我們在沙面,對著白鵝潭也能坐一夜,多愜意!”他說著,仰望夜空,似在追憶什么。我說:“人們以為,在美國,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夜夜笙歌,醉生夢死吧。”他說:“并非如此,絕大多數人都過著平靜的生活,尤其注重家庭生活。我們華人,又更注重傳統文化。”

  我們沿著泰康路,一直步行到北京路。“步行街”這種形式的街道,阿潛在廣州生活時,當然沒有;他說美國似乎也沒有。到了北京路,他當然一點記憶也尋找不到,但還記得“禺山市”“李白巷”“高第街”“八珍”以及某內巷中的廁所。阿潛最感興趣的是“青年文化宮”,因為他曾在那里的電影院做了三年的“帶位員”,留下了許多美麗的回憶。“在美國,我常常夢到青宮,現在終于可以再看到它了。”阿潛興奮地說,讓我隱約覺得他在此曾有過一段艷史。“青宮”也是我常去的地方,看電影,聽故事,觀展覽,滑雪屐(溜冰),是一個真正供青少年娛樂的健康的好地方。我以為“青宮”已不復存在,想不到還能找到,不過,與過去已有天淵之別,現在似乎只剩下一家豪華電影院,其他什么也沒有。阿潛大呼:“我的夢完了,我的夢完了,以后再也不會夢到青宮了……”                                                

   離開北京路,我們坐出租車回到工會大廈,與同住在一層樓的馮秀英同學等談了一會兒話,便回房休息。是夜,我和阿潛住在酒店的同一個房間,這種感覺很陌生,因為我們從來也沒有在酒店同住的事;但是,又象很熟悉,因為畢竟我們同過房睡覺,如在學校,如在梁清堂(農忙時的一個村子),如在昌興街,如在大瀝……阿潛實在累了,坐了二十幾個鐘頭的飛機,又走了半天加一晚,所以,睡下不久,即鼾聲微作;而我似乎多愁善感,想到了許多,許多……

                                (五)

   次日(10月3日)早晨,我們在酒店附近的一家小食店吃早餐。為何選擇那里?因為阿潛發覺那里有拉腸(粉)、有糯米雞、有燒鵝瀨(粉)等。這是在美國不容易吃到的食物。飯后,我們要到佛山的大瀝鎮。

  我們乘坐的出租車,沿著東風路往城西的方向奔馳。沿途所見到的景物,是阿潛完全不熟悉、而我也不大熟悉的。直到了“雙橋煙雨”,我們才似乎有了一些印象。阿潛為何要去大瀝? 一路上他神色凝重,我也很少撩他說話。我閉上眼睛,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許多事……

   1970年7月底,到了農場快兩年的我,才獲得第一次的為期12天的探親假。我風塵仆仆回到廣州后,看到父母還住在那越華路小東營的屋子,身體似乎也還健康,感到無比的欣慰。此時的我,變得重色輕友(甚至輕父母),次日即迫不及待地趕往某縣的一個農村,去會見在那里落戶的、而讓我思念日久的一位姑娘。當我數天后再回到廣州,才想到去聯絡阿潛。我趁著朝陽,步入昌興街,登上那熟悉的樓房,敲響那扇木門。然而,開門的竟是一張完全陌生的臉!我愕然,問:“劉……”那張臉說:“他們是牛鬼蛇神,被趕回鄉下了!”說完,門呯的一聲被關上。我不禁長嘆一聲:我原來的處境比阿潛糟糕,誰知現在他比我更糟糕了!我忘記了托誰給他帶個口信,告知我回來的消息。大概一兩天后,阿潛突然出現在我的家門口!他騎著一部破舊的自行車來,滿面春風,完全看不出“落難書生”的樣子。“走,我帶你到大瀝去!”于是,我又離開家,坐在他的自行車尾架上,沿著中山路直往城西而去,如同現在的快樂少年去郊游一樣。一路上,他跟我訴說家庭的變遷。原來不久前,父母雙雙被“革命群眾”挖了出來,斗爭了一段時間后,大概有些“造反派”急需房子住,于是,將他們兩位老“反革命”掃地出門,掃到南海大瀝劉氏故鄉去……

   我們一車兩人,騎過那“羊城八景”之一的“雙橋煙雨”,進入了南海縣的地界。那時的廣佛公路雖然很狹窄,但是汽車也不多,足夠讓阿潛時快時慢地悠閑地蹬踏。公路的兩旁,都是連片的田野,用“稻浪翻滾”一詞也很合適。也不知騎了多少時間,拐了多少個彎,我們終于在日暮時分在一條村子的一所灰白的舊房子前停下。踏進門內,阿潛首先大聲問:“你們看看,我把誰帶來了?”透過昏暗的光線,我驚訝地看到,原來住在昌興街22號三樓的那一屋子人,都在此地重現!我鼻子一酸,又一次感到人世間悲歡離合的滋味! 

(  我的這篇文章,原計劃是一篇短文,一兩千字即可結束,然而,當我敲下一兩小段文字后,我即感到,我和阿潛的交情,我們的這次難得的 聚會,實在不是一兩千字可以概括得了的!于是,越寫越詳,越寫,心潮越激蕩,越想到“前世今生”的許多事,所以,寫到現在,才寫到第二天早上的“大瀝之行”;而且,又停頓了多天,仍未能續上。今天收到一位不知名的校友的郵件,他叫我看看“百度搜索”中的留言,我上去一看,原來有三條,內容如下:“你的耕耘,我們的收獲。感謝你給我們帶來許許多多品格高尚的作品。你的文筆,你駕馭語言的能力使我十分佩服。你在工作之余不辭勞苦為大家服務的精神,難能可貴。期待你有更多更新的作品,以饋讀者。”  “你的文章寫得太好了。”“《金秋時節故人情》寫得太好了,很感人!期待你下一篇的‘繼續’。分享你們的故人情,也分享作品帶給我們的精神享受。” 我忽然醒悟,原來我這篇文字,實在不僅僅是屬于我和阿潛的,也有其他同學在等著看,在分享我們或悲或喜的那幾天的感受。我感到慚愧,甚至要自責了。我之所以停頓下來,也是情不得已,這段時間,我校正準備省一級學校的評估驗收,我負責許多工作;我鎮正準備舉辦一個國際食品洽談會,其中一項是出版一部“詩詞集”,我是個副主編之一;我自己有一部舊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約好再版,最后的修定工作我還未能做好……于是,“故人情”也只得停一停。事務太多肯定不好,但是,對我們這類“時日無多”的人來說,能有工作做,還能做些工作,還會有人重用,則是最大的幸福了。所以,能為同學,為社會作出較大的貢獻,這是我,也應是“老三屆”所追求的境界 ,還去關心什么報酬,計較什么名利?《故人情》未能續寫,倒增加了一段題外的文字,權作致謝,也當解釋吧。

   看到屋內的情景,我忽然想到了辛棄疾的一首《清平樂》詞。詞的內容如下:“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吳音相媚好,白發誰家翁媼?    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無賴,溪頭臥剝蓮蓬。”這首詞出現了三個“溪”字,似是敗筆,但是,也許辛老正是要突出這家農戶住在溪邊的特點。一千年前的南宋時期,社會不可能很先進,然而,通過辛老的這首詞,我們也能看到某一地區某一時刻的歡樂祥和的景象 :這家人,老的相濡以沫,還打情罵俏;當兒子的,又個個勤勞,多好!雖住的是茅屋,吃的肯定也是粗茶淡飯,但起碼樂也融融,平平安安。然而,我眼前的這一家子,雖也是生活在農村,但是,劉老先生和劉老太恐怕已沒有心情“相媚好”了;那大兒, 讀的是“師范”,但此刻閑坐家中,不會去思考“傳道、授業、解惑”那“陽光下最神圣的事業”吧?二兒,我已記不起當時他在做什么,似乎在舉啞鈴?三兒,即阿潛,正和我一道回來,就不說了;小妹,似乎在聽收音機?最喜的還是小兒,見到有客人來,很懂事的跑到菜地去摘幾棵新鮮的蔬菜回來……如果忽略那政治上的原因,這一家人,這種情景,用“樂也融融”來形容也是挺合適的,只是,如果當你知道這家人,老的正受貧下中農“監督”,當兒女的,或“失業”或“失學”,全都呆在家里“吃閑飯”,那就感到難受了。

  晚飯的情景,還是愉快溫馨的,畢竟是“有朋自遠方來”。吃的是農家飯菜,肉雖少但菜多而新鮮;那米,并非是儲存了三年的“備戰米”,所以煮出的飯特別香。飯后,大家圍坐談話,所談的內容如果我詳細寫出,我肯定是個騙子無疑;大概 會有些這樣的話:劉老先生問:“你父母還好吧?”我答道:“還好,還好!”“還能呆在廣州就好。總會雨過天晴的。”劉老太說:“被趕回鄉下,他還很樂觀呢,把這破屋子叫做‘拾香園’,自己自號‘拾香老人’,迂腐得很!”劉老先生說:“我在園子里種了許多花,花開之時我欣賞,花落之時我拾香,管它冬夏與春秋。”“對,文人也應有骨氣!“我贊嘆道。一會,我看到那大兒,就著昏暗的燈光,正在看一部很厚的書。我湊過去看看,幾乎嚇得我倒地!那是一本俄文版的書!見我驚訝的樣子,大兒說:“那是托斯托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我驚訝地問:“天呀,這書中文版也難看,你竟然能看原文的?”“借助詞典吧。”“中蘇都在打仗了,還讀俄文書,有用嗎?”“學了六七年,還是不要荒廢了吧。”他的話似乎也是在批評我,因為我也學了五年,此時只記得“哈拉索”和“希巴希巴”兩個單詞!

  晚上,我和阿潛在他家的一個小閣樓,同榻而眠。我問:“你們一家都似乎沒有了經濟來源,如何生活?”他說:“靠在美國的親戚寄點錢回來。”“你們三兄妹在農村,能解決自己的生活吧?”他說笑著回答:“開工反而要倒貼錢,所以我們很多時回廣州。”“現在正是農忙時候,你們都回來了,似乎不好吧?”我一臉正氣地問,同時也想起了正在農村“雙搶”的女朋友。阿潛嘆一口氣:“在農村,我是分配和婦女老人一起勞動的,在那里還會有什么前途?我能夠把青春和生命葬送在那里嗎?”是啊,我自己雖也瘦弱,但也經常與體育有緣,而阿潛則屬典型的文弱書生,很難想象他如何干得了那些沉重的農活。我問:“今后怎么辦?”他樂觀地答道:“未來我已經設計好了……”那夜,我們說了許多話,阿潛告訴了我許多我不知道的事。我覺得自己在雷州那農場封閉了兩年多,簡直變成井底之蛙了。有《西江月(大瀝重會象潛)》一詞為證:“身形風采依舊,胸襟氣度如前。別后征塵話百篇,相聚拾香家苑。    壯志不甘人后,前程已著先鞭。雄談愧我井蛙眠,世事堪驚多變。

    當我們在大瀝鎮中心區下了車以后,只見到處是樓房,到處是人群,已分不清東南西北。阿潛用電話與他的一位堂兄聯系,對方叫我們在烈士陵園等候。烈士陵園不過是一座街心小公園,不過,那里已聚集了許多大瀝鎮的居民,在晨運,在打牌,在閑聊。這些不用種田只靠收出租房租即可生活的人,應屬于幸福的人吧。在等候之際,我望著那座小小的烈士碑,思緒忽然又飛揚起來。當年的先輩,為了生存為了翻身做主人而造反,而抗爭,而犧牲,現在總算還有后人在紀念;而另外的一些人,也為了生存而抗爭,而死去,還有人記得嗎?

   1972年8月間,我又獲探親假回到廣州。期間再到大瀝,而這次,除了兩老,我只見到小妹和小兒。 當問起劉家幾兄弟,當父母的頻頻嘆息,只說“一言難盡,一言難盡”;我看到小妹精神不振,一臉的病態,忙問她:“你怎么啦,好象有病……”小妹嘆一口氣,說:“我豈止有病,簡直是死里逃生!”找了一僻靜的地方,小妹給我 先講了她的故事:

  “……某天,我們從寶安回廣州,車上很擠,我只能站在車門邊,結果,車開了不久,車門突然開了,我從車廂里摔下地,頭部受了重傷,幸好哥哥他們馬上送我到醫院,不然,我就完了……”看著眼前這位柔弱的女子,再受此一劫,使我悲從中來。“現在我只能呆在家中,什么活也干不了,難為了父母……”小妹輕聲地說。沉默了一會,他才說到三位兄長的故事:“……二哥最早走那條路。和他一起去的,是他的女朋友小婉。他們趁著天黑下了水,本來二哥的水性很好,但那晚風浪很大,后來,他和小婉都支持不住了……小婉幸運些,被人救起,送了回來……”我瞪大眼睛,嚇呆了,低聲問:“難道阿恒就這樣……”小妹輕輕點頭:“爸媽很長時間也不相信這是真的……”我和小妹在黯然落淚。“大哥的大學后來分配工作,把他分配到高州一所小學教書,當他去報到時,當地說,學校還沒有復課,叫他先到生產隊搞運動。大哥一看那窮鄉僻壤,知道無法呆下去,隨即想辦法逃回廣州。但是,他在廣州和大瀝都無法安身,派出所要抓拿他,于是,他又跑到寶安,找到小婉幫忙,居然讓他成功逃到那邊去。……至于阿潛,不久也走了這條路。也算他幸運,也到了那邊。”“啊!”聽到這里,我才松了一口氣,三兄弟,總算有兩位脫離苦海。“小婉后來也去了,不過他付出很大的代價,她委身嫁給一位當地的農民,由那農民帶他過去。當然,后來,她又離開那農民。”聽著那幾位青年人的遭遇,我欷噓再三。那次探訪,我有沒有過夜,已經忘記了,但心情肯定是悲喜交集的,當年,如阿恒那樣的青年,逝去了多少?沒有誰去計算過,恐怕也不屑于去計算;還記住他們的,只有有限的幾位親朋好友,愿他們在天之靈安息吧。

   阿潛的大瀝堂兄終于找到我們了。我們坐上他當副鄉長的兒子的車子離開烈士陵園,在中途買了兩束鮮花。我們先到大范鄉劉家的故居。但年代久遠,時過境遷,周圍環境已經變化了,我無法辨認出那房子,而阿潛也只能有依稀的印象。故居進不去,因為租給了一些外來人員居住,而租住者都不在。阿潛只有在外圍照了幾張相片,以證明曾回鄉一游。之后,堂兄和他的兒子又開車送我們到離鎮上較遠的一處叫福安園的公墓。當時是正午時分,陽光燦爛。公墓很安靜,只有我們幾個人。墳墓依山而建,占了幾個山頭。在朝南的一處山坡,我們拾級而上,最后,堂兄帶我們來到了劉亮虞老先生的墓前。阿潛在父親的墓前靜默了一會,然后,把鮮花擺放,哽咽地喊道:“爸爸,我回來看您啦……”于是,跪在墓前,叩頭致祭。我在一旁,把這海外游子回鄉祭父的一幕用相機拍下。

   我們站在墓前,遠眺田疇河川。阿潛感慨地回憶:“三十三年前的那一天,父親送我到巷口,停下來,我邊走邊回頭,看到他高舉著手,不肯放下……我們都知道,這一別,可能就是永別……”我也回憶起,1974年底,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大瀝探望他們兩位老人家。其時小妹在家,他告訴我,阿潛剛移民去了美國……她轉交給我一封信,是阿潛剛去美國不久寄回來的,記敘了他剛到美國的見聞和心情。這信我一直保存著,成為了一件珍貴的文物了。由于信比較長,就不便在此引用了。此外,我有一首舊作五律記載了那次大瀝之行,尤其是描寫劉老伯的,詩云:“七三劉老伯,歸隱拾香園。花朝聞翠鳥,月夜聽流泉。冷語無耿記,奇書亦喜掀。凡間多怨苦,佛地作神仙。”這首詩表現了劉老伯歸隱鄉間的恬逸生活與心情,但這種“恬逸”,肯定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劉老伯于1984年去世,其時,我遠在湖北異鄉,并不知其事。嗚呼,由劉老伯,我不禁想到自己的父親,他于1975年在鄉間去世,如今也是孤獨地留在鄉間的土地,而他的子女們都遠在四方……

  掃完墓后,阿潛要請堂兄及堂侄吃飯,不料堂兄說:“如果以前你回來,肯定要你請吃飯,現在就不同了……”于是,他們把我們帶到一家叫鴻福山莊的酒家。當副鄉長的堂侄說:“這是我的食堂。”那一頓,我們吃了許多美味。其中有一道菜,是炸禾花雀,主人說,吃了禾花雀,冬天時腳底都是暖的。我看到阿潛吃了多只,忘記了在美國養成的愛護動物保護環境等意識,也忘記了禽流感的威脅。

  吃完飯,本應回廣州,不料堂兄他們說,那里離佛山已很近,不如順便到佛山一行。我們想,有車也方便,于是,這天的行程無意中多了一個項目。阿潛當然去過佛山,但時隔三十多年,怎么還有印象?就是我,稍有印象的,惟有那祖廟了。這些年,大概我們大家見到的廟宇都比較多了,所以佛山祖廟也不希奇了。我們就是在那祖廟轉了一圈,算是“到此一游”吧。

   之后,堂兄他們一直送我們到廣州芳村,才回去。下車后,阿潛看到那里有一個花鳥市場,便執意要去看看。于是,從來也沒有進去過的我陪著他轉了一圈,那玫瑰丁香、相思畫眉、金魚烏龜、國畫書法、家具飾物,樣樣東西都很不錯,令人愛不釋手。阿潛連聲說很便宜,但是可惜帶不回去美國。太平盛世(后來發生在該市場的打架砍人的事除外),中國人也有閑情逸志去改善生活的素質了,阿潛說他作為海外游子,也感到欣慰。

   之后,我們在芳村地鐵站坐上地鐵二號線。這一意外的項目,使阿潛又能領略到廣州地鐵的風采。在香港、美國生活了多年的人,對地鐵肯定很熟悉,但是,廣州的地鐵因為新,領先于世界,反而讓阿潛開了眼界,連聲說:“很好,很好,很先進,很先進,比美國的地鐵還舒服!”。

   我們在農講所站離開。阿潛要去一個地方,就是德政北路某號。我們到了那里,阿潛要找的房子依舊存在,只是有一鐵門緊鎖。“這地方我住過,”阿潛說,“當年,我家昌興街的房子被沒收后,我在廣州沒有地方住,僑中同學譚鐵生收留我住在他家,他哥譚特生是二中學生,和我二哥同學。舊日的恩人我會記住的。”

   我們在長堤海珠廣場邊的東江海鮮餐廳吃晚飯,然后,漫步回酒店。是夜,躺在床上,我們聊了許多往事。阿潛談到了他離開祖國后的經歷,雖不詳盡,我也能了解個大概。他說:“ 到香港后,我和幾乎所有偷渡去的知青一樣,干著最下等的工作,在酒樓當侍應,在工廠當工人。兩年后,我獲得去美國的機會。到了美國,情況并沒有改變,依然是最下等的公民,干著最下等的工作。每當我在唐人街看到那些飽經風霜的老華人,在曬太陽,在下棋,在打牌,我的心就害怕,我害怕自己會變成他們一樣,于是,我暗暗下決心,我要改變自己的命運。怎樣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呢?唯有讀書,讀大學!但是,要在美國讀大學,談何容易!不是說錢的問題,而是水平問題,語言問題。我只有中國高二年級的學歷,所學的外語又是俄語;從六六年到七六年,我又整整蹉跎了十年,已經三十歲的人,要考上美國的大學并讀得下去,需要很大的決心和毅力。我既然不想平庸地老死他鄉,就得發憤圖強。于是,工作之余,我拼命地學英語,補數學,補物理等,終于,我考上了 加州柏克萊大學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并很艱難地完成了四年的學業。沒有這大學學歷,我就不可能當上政府公路局的工程師,就不可能參與美國多項橋梁公路的設計和建造,就不可能過上小康的日子。”

   聽了他的經歷,我感嘆道:“你的經歷很復雜很豐富很多彩,可以說是我們這一代人個人奮斗而成功的典型,與你的經歷相比,我的簡直平庸得可憐!什么時候寫寫回憶錄?”阿潛笑笑,說:“我現在已經不會用中文寫文章了,英文又未到寫作的水平。”

                                     (六)

   10月4日,僑中原高二(2)班的同學上午十時先行在母校聚會。我和阿潛利用十時以前的時間,先到越秀山作舊地重游。

   我們坐出租車先到解放北路的越秀公園正門,從那里進去。越秀公園的變化還不是很大,以至阿潛很容易認出北秀湖邊的那條小徑。大概我們當年就初具文人的氣質,不大喜歡熱鬧,反而欣賞那段沿湖小徑,那里雖靠近馬路邊,但圍墻并非全封閉,外面可以看到里面,有安全感;小徑兩旁有竹樹掩映,且游人少到,又是漫步兼談心的好去處。這次,我們特地沿著小徑走一遭,可稱“尋夢之行”。越秀山上這北秀湖,比起中國其他城市和的一些湖,實在太遜色了,然而,它記載了我們兒童時代、少年時代的許多夢,在我們的心目中,北京的北海、杭州的西湖、無錫的太湖、武漢的東湖等都不可與之相比的。

   離開北秀湖,我們沿著那條熟悉的舊日的上山道路而行。山路彎彎,山路旁的大樹仍在,阿潛記得,兒時曾爬樹摘果子,被園林工作人員追過。五六十年代的孩子多幸福,能享有這種樂趣,不象現在孩子,不是被強迫學彈琴學畫畫,就是沉迷游戲機或流浪街頭。阿潛記得,那里從前有一個露出電影場,但現在早就沒有“露天電影”這種浪漫的事物了,取而代之的,是那里正在進行大建設,原來正在建設一座占地六千平方米的、類似韓國“總統府”的叫做“青瓦臺”的韓國園林。那段時間,廣州正在熱播《大長今》,想不到“長今熱”熱到了越秀山,青瓦臺與鎮海樓共處,不知會產生怎樣的建筑藝術的效果。

   經過游泳池,到了鎮海樓,看到越秀山體育場。這些都是我們十分熟悉的地方。變化最大的當數越秀山體育場,整飭一新,色彩艷麗,已非昔日可比。當年,我曾是越秀山體校兒童足球隊和少年足球隊的成員,身上有一個“隊員證”,可以自由進出越秀山足球場。有時,我們要陪那些“市腳”“省腳”大人練球,可惜那時沒有“名星”意識,不會討一兩個簽名;有些場次,我們還充當“球童”,在四周檢球,或者去撥動那計時的大木鐘。上了初、高中,我便“退役”了,但還是球迷一個。阿潛似乎體育方面沒有強項,但想不到他也是足球迷。那時,我們都是“南臺觀眾”,也就是現在說的“鐵桿球迷”,南看臺位置最好,下午3時開始的球賽,觀眾上午10時就可進場占位置。我們往往10時、11時進場,會耐心等上四五個鐘頭,看廣東隊對遼寧隊或上海隊的比賽。當年的比賽多精彩啊,光是看那“廣東五虎將”楊霏蓀、黃福孝、關輝晃、程洪深、廖德營,就讓你如癡如醉;更不要說那國家隊的張宏根、張京天、張俊秀、張均浪、陳家根、年維泗、叢者余、哈增光、胡登輝、黃后軍等的精湛技藝了。五六十年代,廣東隊大戰瑞典的尤哥登隊、蘇聯的托姆斯克人隊和巴西的馬道雷拉隊,堪稱經典之作。世易時移,想不到,今天,“華南虎”早已腎虧兼陽萎,連“假 A”也打不上;全國賽場,場上踢球的人會比看臺看球的人還要多,使我不禁學著阿Q大談“先前闊”。不過,1966年,我們又曾坐在那熟悉的看臺,跟著別人奮臂高呼,去斗爭遠處那些過去常坐在主席臺而此刻掛著木牌彎腰垂頭的趙紫陽、區夢覺、尹林平、王德、曾生們,真有領袖說的“試看天地翻覆”的感覺。

    我們俗稱五層樓的熟悉的鎮海樓就在眼前。這座過去廣州的標志,早已被什么“花園”“世貿”“中天”等取代,除了外地游人會來此照相留念,廣州人大概二十年三十年也不會登臨一次。我們礙于時間關系,也沒有登樓,只在樓前照相而已。離開鎮海樓,我們轉向五羊石像處。只見那里人流眾多,尤其是外地游客。旅行社總喜歡把他們帶到這不需門票的地方,讓他們照相留念,回去證明自己到過羊城一游。我們也不例外,也在那里照了相。最近有人在報上提議,應把五羊石像搬到海珠廣場,讓游客容易看到,象 紐約自由港的自由女神,象新加坡的魚尾獅。但我想,此提議很難獲得通過,至少海外游子在感情上就無法接受,因為屹立于越秀山上的五羊,也是他們夢中一景啊!

   游罷五羊石像,我們往回走,沿著體育場,來到了孫中山紀念碑和“百步梯”。站在“百步梯”,仰望紀念碑,阿潛說:“這里最好,原汁原味,一點沒有變。當年,我每天早晨都到這里。”我驚訝地問道:“何以每天早上都來這里?”他笑笑,說:“你以為從寶安游到對岸是很容易的嗎?沒有足夠的體力行嗎?如何鍛煉體力?我的措施是上午跑百步梯,然后打羽毛球;下午到海角紅樓泳場游泳……”“啊!”我驚叫道。“當年有許多青年男女都在這里跑,大家心照不宣,形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線。”至此,我似乎解開一個迷,以前我常想,以阿潛的體力,何以能劈波砍浪,抵達彼岸?原來,他在曾經多次亡命天涯的中山先生的腳下,練強了手與足的肌肉。我閉著眼睛,設想著當年的情景:光著膀子的少男,身穿短衣的少女,從這條數十年前建成的石梯跑上跑下,一些外國游客感動了,他們贊嘆道:“中國的青年人多么熱愛體育運動啊!”……

   離開越秀山,我們進入了中山紀念堂。這里當然也是我們的舊游之地。住在昌興街、越華路一帶的少年兒童,大概沒有誰不把中山紀念堂作為自己的樂園吧。當年的中山紀念堂,并沒有圍墻,更不需門票,那里的草地,是我們的足球場,在廣中路小學放學后,我們就跑到那里,各占一方,以書包作“門柱”,便展開廝殺。有時候,在有月色的夜里,我們會到那里捉迷藏,歡笑聲不絕于耳,父母也不須擔心我們被壞人拐 賣去。紀念堂內,我也進去過多次,記憶最深的,莫過于觀看“革命史詩”《東方紅》!當然,還有《長征組歌》,還有東方歌舞團、新疆民族歌舞團等的精彩演出。啊,那的確是“火紅的年代”,是“激情燃燒的歲月”,如果不是那場莫名其妙而 又慘絕人寰的“革命”,一切都還是很好的。如今的中山紀念堂,紅墻藍瓦,草綠花紅,保養得十分好。與過去不同的是,現在要收門票了。不過,這又是必須的,現在什么人都有,如果不收門票,沒有專人管理,就會和其他許多紀念碑紀念館一樣,不是殘缺不全,就是被收破爛的部族占為根據地。我們這個民族,有入廟拜神的傳統,但是,還沒有形成參觀博物館和偉人故居紀念地等 的習慣。

   當我們仍在紀念堂流連時,同學們打來電話,催我們趕快赴會,于是,上午10點鐘左右,和阿潛結束了這次“懷舊之旅”。

                                   (七)

   1966年春末夏初,我們正在廣東華僑中學讀高二。按照正常的發展,我們會迎來一個暑假。到了9月份,升上高三級。當年未聞有“高考復習”之說,整個高三級的一年中,應是正常地上課,然后參加高考或畢業就業,不會象現在一樣整個高三階段用于復習備考,把學過的知識象炒冷飯一樣炒三四遍,白白浪費一屆又一屆的學子寶貴的光陰。 當時,全中國除了一個人,誰也不知道天會翻地會覆。于是,我們許多人的讀書生涯,到了1966年5、6月便嘎然而止;所以,今天,我們說起高中生活,就常常會對別人說:“我們高二2班……”

   我們高二2班具體有多少人,我也說不出,大概四十來人;那時的班級,絕不會象現在的班級,人數多達六十甚至更多;男生女生的人數大概各半,也不會出現“政治班”陰盛陽虛、“物理班”“化學班”只有“四大美人”“五朵金花”這樣的尷尬局面。那四十多位同學,經過三十余年風風雨雨的洗禮,已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早年即有一位壯男“投奔自由”時葬身怒海;有兩位柔弱的女子已被病魔吞噬;其余的,或生活在國內或生活在國外,或生活得富有或生活得艱難,或有所成就或默默無聞……普遍相同的,是歲月都在大家的臉上刻下或深或淺的痕跡。然而,最值得慶幸的是,雖然三十多年過去了,但是,同學之間的情誼仍在;而尤其可貴的是,每當同學聚會時,大家都忘記了自己和對方的“老總”“經理”“處長”“學者”“下崗工人”“家庭婦女”等身份,一下子回到了青少年那時代,只記得那些小名和綽號,而且疲憊的心仿佛也突然平和了,骯臟的頭腦仿佛也突然純潔了……

  當我們登上舊圖書館二樓的會議廳時,我們看到了本地的,以及從新疆,從香港,從美國回來的十多二十位同班同學 ,男同學有蔡為霖、郎仲光、區榮新、張國勝、張昌育、李鶴鳴、高保樂等,女同學有杜小鈺、何啟佚、黃麗容、黃麗芳、吳劍湄、何江寧、謝蘊如、莫寶珍、周少芝、何玉梅、溫妮等;金秋聚會的籌委會成員 宏守基、梁繼興、曹淑敏等也在布置會場。特別提到的是溫妮,她是國內從最遠的地方——新疆烏魯木齊趕來的同學,還要擔任大會司儀的重要角色。同學們見面后,自然是驚叫,然后是握手、擁抱、敘舊、談新……有關各位同學的變化和近況,我當然也能寫上一些文字,但是從美國西雅圖回來的李鶴鳴同學,已作了形象而生動的描述,我自愧不如,也就不再重復了。有必要提一提的是,遠在美國紐約的同學梁慧生,前段時間因妻兒要移居美國,有些手續要辦,我幫了一些忙,這次他因家庭情況不便回國,托高保 樂同學給我帶來一些錢物,我借此文向他致謝。同時,我也想重申,同學友誼純真可貴,海外同學有什么需要我們辦的,我們一定盡力而為,不必有什么顧慮,不必計較什么禮節。

   座中還有我們當年的體育教師、副班主任李仰武老師,八十高齡腿腳不便的他特地從美國三藩市回來參加這次聚會!在上個世紀四十、五十、六十年代,李老師是廣州、廣東乃至全國籃球界的權威,走了一條運動員——教練員——裁判員的路子。不知他在美國有沒有輔導一下姚明,教他打得再聰明一些,靈活一些,不要讓麥迪把鋒芒掩蓋了。

   中午時分,我們到泰康路的一家酒家吃午飯。席間,大家暢所欲言,盡歡而散。中午的聚會還只是小聚會,晚上省工會大廈餐廳的聚會才是高二2班的大聚會。所以,午飯后,大家移師到省工會大廈,聚在阿潛和我入住的房間,以及別的同學住的房間,繼續談天說地,回憶舊事,互相取笑。

   到了晚上,有多個班級都在工會大廈聚會開宴,其中人數最多的當數我們高二2班。除了上午參加聚會的老師同學外,班主任謝孟祿老師來了;詹康年、梁成紹、葉思鐸來了;彭紀立、黃炳權、梁正元、司徒國正等來了。如果說,上午的聚會還帶有一點當年“派性”的陰影,那么晚上的聚會,則可以說是“大團圓”了。這種場合,“吃”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大家還能見上一面!同學一場,也是緣分。和我們最要好的遠在紐約的梁慧生,以及近在香港的秦新仁未能參加,是一大遺憾!看到這熱鬧的場面,我忽然想起了四十年前,即1966年的那臺《英雄譜》。

   1966年上半年,記不起是為了慶祝元旦,還是春節,還是五一,還是五四,總之學校要搞一次文藝匯演,每班出一個節目,才女溫妮以及被發現稍有點文藝細胞的在下,受命策劃我們班的節目,我們經過多天的商議,舍棄了合唱、舞蹈、話劇等形式,決定搞一個有唱有演有對白有造型的“四不像”的節目,名曰《英雄譜》。那是一個英雄輩出的年代,表現“英雄”最合時。當然,彼“英雄”不是當代張藝謀之“英雄”,是實實在在家喻戶曉的“英雄”。由于年代久遠,我已難以記得當年分配誰誰誰扮演某某某角色了,偏偏細心的杜小鈺保留了當年的幾張“劇照”,使我能按圖索驥,對號入座。出演“英雄人物”的有如下同學(按英雄犧牲的時間為序):梁慕瓊演劉胡蘭、吳劍湄演江姐、蔡為霖演許云峰、李鶴鳴演羅盛教、莫寶珍演向秀麗、司徒國正演焦裕祿、張昌育演雷鋒,秦新仁演王杰、郎仲光演歐陽海(《從維新路到瘦狗嶺》一文誤為“匪兵甲”),彭紀立、區榮新演解放軍戰士,梁順儀演科技工作者(?)……當年的“英雄”留下照片,但是與英雄對立的“反動派”就不可能留影了,只記得梁成紹演閻錫山匪軍“連長”、劉胡蘭的殺手!還有“匪兵甲”和“匪兵乙”,不知何人出演,只有靠他們自己“坦白從寬”了。沒有擔任上述角色的,不要以為就是“打雜”“跑龍套”的,他們要么在前臺跳舞,如杜小鈺、何啟佚等女生;要么在一邊伴唱,估計有詹康年、梁慧生、張國勝男生等。這臺“四不像”的節目,居然被學校看好,后來擴大陣容,參加全市的中學生匯演,地點就在中山四路的廣東省實驗中學,有“英雄”們在省實驗中學操場的留影為證。至于時間,杜小鈺同學肯定地說,是文革前的一個星期——1966年5月30日!諸位回憶一下,文革的“號角”是《五一六通知》,真正“停課鬧革命”,也大概就是6月上、中旬吧。《英雄譜》是我班最后一次集體活動,也是值得記憶的美好往事。如今兩位編導尚在,大部分“英雄”包括“匪連長”也在座,所以當晚的聚會稱為“英雄四十年后再相逢”也是挺合適的。

                                   (八)

    10月5日,是僑中老三屆金秋大聚會的日子。上午,在維新路母校,舉行大會。與許多現代化的中小學相比,廣東僑中的校園就太小了,尤其是那會議廳,更是小得可憐,最多只能擠進三四百人!所以,這次金秋聚會首先就受到場地的限制,致使有的同學想參加也難。另外,我們也無法邀請更多的兄弟學校的代表參加,只邀請了和我們關系比較密切的原華僑補校的老三屆學生黃仁生先生。上午八九點鐘,各班同學便從四面八方陸陸續續匯集帶維新路母校的校園。 這其中,有從美國、加拿大、東南亞、港澳等地回來的四五十位同學,還有二三十位五六十年代教導過我們的老師。負責接待的同學開始忙碌了。我也是八點半鐘左右來到了會場。見到了許多熟悉和不熟悉的老師及同學。

    十點鐘以后,大家分班級坐滿了會議廳。前排的座位,坐著學校現任的領導和舊日的老師們。會議廳的多媒體屏幕上,顯示著“廣東僑中OLD3”網站的內容。大會的司儀是郎仲光、王家義和溫妮。郎、王二位是“老總級”的人馬,見慣大場面,做司儀當然難不倒他們;而溫妮,則是新疆烏魯木齊電臺的專業人士,做司儀不過是當演出。有了這樣強勁的司儀陣容,大會就已經成功了一半。

   大會首先請僑中現任校長講話。籌委會成員、畫家黃卓鑾同學向母校贈送國畫,向同學贈送“百歲同樂”的字幅。我也擔任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就是代表全體國內的同學在大會上講話。我雖然也曾有過多次向全校學生或教師講話的經歷,但是,以一位老校友的身份在這樣隆重的場合上講話,還是第一次,幸而有講稿作后盾,普通話也不算太糟糕,自我感覺還過得去。我的講話重點是感謝母校及老師對我們的教導和培養。黎康喬則代表海外的同學講話,重點談到如何利用老三屆網站聯絡感情的問題。下一個環節是現代網絡的演示。我們在現場,與遠在美國的同學聯系通話,使不懂得電腦和網絡的同學有了新鮮之感覺。而這個環節,被黃仁生先生評價為“有別于一般校友聚會的新鮮內容”。在演示的過程中,曾出現不暢順的情況,我也著急,提示宏守基同學“半途而廢”算了,但是,宏主席畢竟是“經理”級的人馬,夠鎮定,沉著指揮解決了難題,使得演示順利進行下去。接著,是同學們的文藝表演,有來自加拿大滿地可的李宗麟同學的吉他彈唱英文歌,來自美國西雅圖的李鶴鳴獨唱《三套車》,來自香港的周少芝女聲獨唱《滾滾紅塵》,來自新疆的溫妮朗誦散文詩《中國制造》,還有楊培基同學以男高音獨唱《青藏高原》,一位初一同學清唱京劇選段《窮人的孩子早當家》等……節目演出順利成功,也有賴杜小鈺、何啟佚兩位“舞臺監督”。大會之后,是大合照。要想使得四百多位與會者在正午的太陽光下聚在一起成功地照一個相,這難度恐怕與指揮淮海戰役差不多。在艱難的聚攏過程中,我也曾提示宏主席,不如取消這一環節,但還是宏主席有魄力,其他籌委會成員也積極配合,終于把四百多師生相聚于教學大樓前,拍攝了一張空前大概也絕后的“大合照”!

   余下的時間是吃午飯,參觀校園,隨意照相。我在1961年9月踏進這學校,1965年7月離開,在這里度過了初中三年和高一學年。那教學樓,那操場,那圖書館等還是很有記憶的。下午,部分同學乘 坐籌委會特地租來的旅游大巴到天河區的瘦狗嶺母校。那瘦狗嶺母校,我自從1968年11月離開以后,從來也沒有回去過,真的很難想象會變成什么樣子。當車子停在馬路邊的一幢大樓前,我們下車后,舉頭仰望,我才依稀回憶起,這就是當年的教學大樓!那么,足球場呢?禮堂呢?飯堂呢?教師宿舍呢?學生宿舍呢?那條叫林和莊的村子呢?還有遠處的瘦狗嶺呢?鐵路呢?天河機場呢?……原來,瘦狗嶺母校,除了剩下那幢教學大樓, 被什么機關使用著,別的什么也沒有了!我們只有在它附近照照相,連大樓的全景也無法照到。至于以前在不遠處高高臥立著的瘦狗嶺,現在被高樓遮蔽,發現它時,只覺得它渺小得如同一抔泥土而已。 啊,瘦狗嶺的僑中母校,你只有永遠留在我們的記憶里……

   離開瘦狗嶺僑中母校,按照籌委會預先的安排,部分同學,尤其是從海外歸來的同學,乘坐旅游巴望城南而去,經過番禺區,一直到達“綠色農莊”。早在去年底,籌委會成員就到過這綠色農莊來探路,覺得這里距離廣州市區不算遠,環境幽靜,空氣清新,有農家風貌,在大都市呆久了的人,最適宜來此小憩。當我們到達綠色農莊時,正是日暮時分。我們就坐在魚塘邊的露天“餐廳”吃晚飯,覺得別有一番風味。這時夕陽已西垂,西天尚有淡紅的霞彩,涼風吹拂著魚塘邊的垂柳,魚塘中有田田荷葉,數朵荷花點綴著,不時有魚兒翻騰起漣漪,發出響水的聲音。席間,同學們頻頻舉杯,互相敬酒,共祝友誼。

   飯后,大家在農莊的客房安頓,稍事休息及洗澡。之后,我和張繼振等同學在戶外談天。張同學是位商人,常回祖國做生意,雖然工作忙碌,但是他熱心于同學之間的交往和各種活動,也很關心老三屆網站的建設,給我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見。與此同時,其他同學已聚集在一間大的卡拉OK廳,正引吭高歌并翩翩起舞。音樂聲也把我們引到那里去。我們老三屆,雖然沒有經過什么“素質教育”,但是,無可否認,綜合素質都是比較高的,歌唱得好,舞跳得妙的同學不少,所以那麥克風一直沒有停過。而且,我注意到,同學們所選的歌曲,都是悅耳動聽的經典,沒有當今“流行的”周杰倫式的不知所謂的破玩意兒,以及“老鼠愛大米”“我是你老公”“你是我老婆”之類的庸俗貨色,說明同學們的欣賞水平都很高。我雖曾有“情歌王子”和“歌王之王”的美譽,在那天晚上,盡量讓同學們尤其是從海外回來的同學,以及遠道回來的溫妮等同學多唱幾首,盡情歡樂,我自己很少登臺。至于跳舞,并不是我的強項,那是高保樂、洪子群、杜小鈺、何啟佚等人的天地,阿潛也不時轉轉“慢四”之類。我發現從自由世界美國回來的同學,也并非個個會跳舞的,那小毛就整晚與我坐在一起。“美婦”之中,劉競芳偶爾顯露舞姿,那馮秀英哪里去了?……還有文抗生夫婦等,似乎也不見 出現在舞池吧?……

   歌唱及舞會之后,已12點,還有一頓夜宵享用,雖只是粥品,但也十分可口。是夜,我和劉象潛、高保樂、李鶴鳴同一間房,由于人多房少,我們四個人只有三張床。高同學和李同學都是高大體壯之人,自然,同床共眠的就是我和阿潛了。我也很感激這種安排,因為老天讓我們在三十多年后,再度有機會同床共眠。那一夜,我有不少感想:這房中的四人,本來出自同一個地方,同是廣州人,但是現在,卻有著兩種不同的國籍;這房中的四人,曾有過相同的經歷 :同學,知青,但最后的歸宿不一樣;這房中的四個人,數我是最膽小的,他們三位都曾與海浪搏擊過,用他們的赤腳踏上另一塊土地,而我卻沒有這種經歷;如果說有什么共同點,那么,我可以找到一點——這四位年近六十的男人,盡管他們的經歷不盡相同,盡管他們現在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但是,他們都有一顆愛國之心,他們都希望祖國更加強盛,更加民主,更加文明。

    次日早上,是自由活動,座談,照相等。由于我還有本職工作,不得不于中午11點左右離開綠色農莊回中山。05僑中老三屆金秋聚會活動,我只能參與至此了。

                                 (尾聲)

    本來,這篇《金秋時節故人回》的文章可以結束了。但是,兩天之后即10月7日下午,美國香港及國內的高二2班的老同學,以及洪子群、蔡麗嫦等僑中同學共十七人,乘坐兩輛面包車到中山我家探望我,使得我的寒舍頓時生輝。如此,也使得阿潛此次回國能了卻他的到我家探望的心愿,親眼看到我的居住環境、生活環境以及工作環境。晚上,我們在鎮上的津津餐廳吃晚飯。飯后,我與阿潛以及同學們擁抱道別,依依不舍。 數天之后,張繼振同學也在宏守基的陪同下,到寒舍拜訪,使我更加感受到張同學真個是重情重義之人!

   常言道,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10月9日起,部分同學,尤其是美加回來的同學又要參加國內四天游,而我因有工作在身,無法參加這一活動,只有提早離開這豐盛的筵席了。

   廣東華僑中學老三屆同學05金秋聚會,是一次成功的聚會,令人回味無窮的聚會,今后,不知還有沒有可能組織如此的聚會了。 在彼此分手的一刻,大概我們還不至于產生“明年此會知誰健(杜甫詩句)”的感慨,但是,“五年此會知誰健”“十年此會知誰健”就難說了。不管怎樣,還是衷心祝愿同學們,記住“百年同樂”的口號,保重身體,保持愉快的平和的心境,活得健康,活得精彩;更讓我們在維新路和瘦狗嶺母校結下的深厚友誼,長伴著我們今后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

   最后,謹以三首七言律詩作為全文的結束吧:

參加廣東僑中老三屆金秋聚會(10月4日至6日)

金秋十月艷陽天,喜見同窗聚故園。舊日音容猶可辨,今時姓氏已難言。謳歌慷慨懷青壯,執手欷噓說夢煙。不服老衰尋樂趣,農莊夜半舞翩躚。

贈象潛(10月2日至6日,在廣州與象潛相處五日半)

乙酉秋日故人回,三十五年鬢已衰。未辨羊城新面貌,尤珍故苑舊庭臺。昌興大瀝人何去?越秀珠江我再來。異日相逢霜更重,陳劉甲子共花開。

喜迎老同學來訪 (10月7日下午,美國香港及國內老同學17人來黃圃訪我)

金風送爽遠山青,喜見同窗到我庭。追憶當年游戲事,流連今日笑談聲。雄心一顆成春夢,美酒三杯煥激情。大海汪洋休阻隔,音書每月報安寧。

                                                        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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