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廣中路到維新路

                                  ——我的小學生活回憶(1955.9——1961.7

                              陳賢慶

       (一)

我家的祖籍在廣東省的陽江縣。但我是在廣州市出生和長大的,因此,我總說自己是廣州人。

194842日,我在廣州某醫院出生。我不想把自己寫作一個神童,三四歲五六歲時的事都記得清清楚楚,實際上,我只是從大哥抱著我照的一張像片上知道自己一歲前的尊容;我只是從母親的口中得知,194910月國民黨軍隊撤退,炸斷海珠橋時,差點把一歲多的我從床上震下地,如果真是那樣,說不定我會變成個癡呆兒。以前我們家也住過幾處地方,但我毫無記憶;大哥、二哥參軍離家的事,我也毫無印象。我從懂事起,就發現我們家只有4口人:父親、母親、比我小3歲的妹妹和我自己;知道我們家住在越華路小東營那條巷子。

其實,就在我懵懂之時,我們家是發生了一些事的。父親原在鄉間當小學校長等,1938年廣州即將淪陷時,他投筆從戎,參加抗日,直到抗戰勝利,才定居廣州,并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就在廣州解放后,他送我們大哥參加解放軍,進軍云南。1952年,又送二哥參軍,進軍東北。但是,土地改革運動到來,在鄉間他的父親母親,即我的祖父祖母,被評定為地主,貧下中農勒令他們交出多少“浮財”,他們交不出,只好雙雙上吊而亡。我不知道父母親知道這樣的消息會是怎樣的心情。也不知道正在保家衛國的大哥和二哥知道這樣的消息會是怎樣的心情。總之,我和妹妹是不知道的,我們甚至不知道有祖父祖母那一輩的親人。新政權建立,土改反霸是應該的,正如我們現在的“打黑除惡”,但是,如果將鄉村中的所有家中有點錢財的人都定為地主、富農而消滅之,這就很難說正確了。鄉村中的善于經營的人才都被消滅后,鄉村是否就得到振興了?貧下中農是否就得到翻身了?……

頭再說說越華路。父母為何從別處搬到越華路來住,還有別的原因不得而知,但那小東營16號的屋主叫吳詹伯,是陽江籍人,應是父親的相識,因而租住了他屋子樓上的一部分。越華路是越秀區的一條安靜的馬路,經過的車輛不多。越華路長不過一公里,東到倉邊路,可再通往豪賢路、法政路、中山四路等;西到吉祥路,可再通往中山五路,廣州市政府、中山紀念堂等;北以短短的正南路通往德宣路(后叫東風路),可再通往小北路、中山紀念堂、越秀山,廣東省政府等;南以同樣短短的廣仁路通往廣衛路,再通往永漢路(今北京路)、中山五路、中央公園等。越華路還有一條巷子,離小東營隔著馬路不遠,叫舊倉巷,可直通中山四路的城隍廟。舊倉巷內,還有一條內巷,叫炸粉街,街內還有一所小學,就叫炸粉街小學。

我們所住的巷子何以叫小東營?原來,清朝時,越華路西段是總督衙門,東段是兵營,駐兵拱衛總督府。應該有個大兵營,我們所住的巷子是小些的兵營,故名小東營。民國時期,總督府成了廣東省政府、廣東省政府民政廳、廣東綏靖主任公署、第四路軍總司令部的所在地。新中國初期,這里還是廣東省政府和廣州市政府,以及廣州警備區。門牌是越華路118號和116號。葉劍英元帥便是在此辦公。后來省市兩級政府搬離,這里是廣東省民政廳辦公地。當年,民政廳內還是庭院式建筑的一座大院,古樹繁多,鳥語花香,從大門進去,是一條整齊寬闊的花崗巖石板路,路中間有一座牌坊,上刻燙金的孫中山手書“天下為公”大字。當年我常經過其大門,似沒有進去過,遠望已覺可觀。綜上所述,越華路的地理位置是很不錯的。但是,數十年變遷,民政廳大院已不復存在,早被各類高樓房屋分割占據。而越華路東段,也建了不少高樓,昔日的靜謐氣氛也早已消失。

小東營是一條普通的巷子,除了巷子兩邊的房屋,我最記得就是巷尾與錦榮街交界處有一棵大榕樹。小東營又不是一條普通的巷子,還有一點光榮歷史呢,1911年4月,黃興、趙聲等領導了辛亥廣州起義即黃花崗起義,當時他們就是把起義的總指揮部設在小東營的5號,而那間大屋子,后來便成了市級的保護文物。就因為那市級的保護文物,在改革開放后不知哪一年,我們所住的那一片房屋都被拆掉,建了一個小型的辛亥廣州起義紀念公園,擺放了辛亥志士的一些塑像。也就是說,我們的舊居已不復存在了。在小東營附近,有錦榮街、都府街、史巷,還有廣中路。這些街、巷、路,其實都是小巷小路而已。

我們住在小東營16號的一間大屋子的二樓,并非“居者有其屋”,僅是租一位同鄉的屋罷了;也并非獨住二樓,樓上便住有三戶人,我們家不過是只占一房一廳,而廚房廁所沖涼房則是三戶人共用的。那一間大屋的結構,用現代建筑學的眼光來評價,簡直失敗得不可思議,樓梯露天在外,上下兩層,只有南北開窗,但屋頂卻開著一個天窗。那種天窗現在難得一見了,是用一根大繩子在樓下操縱開合的,如果遇到驟雨,來不及拉合,屋內便會進雨。因為要開一個天窗,二樓就有了一個大口子,可以望見樓下的動態,因而上下樓之間,亦“雞犬之聲相聞”。更可怕的是,樓下煮飯的煙,經常就從那大口子往上串,樓上的人天天要受此污染。

樓上三戶人家,如果都有相對獨立的空間,那還過得去,只可惜,三戶人家的三間房,都是用木板隔成,而且不過是兩米多高,遠未到屋頂,因此,完全談不上隔音,誰家有什么聲響,整屋子的人都能聽到。與我們同住的是羅家和潘家,潘家人少,主人客氣和藹,與我們沒有矛盾;但羅家兩夫婦,養有六個兒女,要想安靜過日子也難。其大兒子,比我年紀小一點,喜愛安裝礦石收音機,經常在夜深焊接零件,弄得嘎嘎作響,多次提意見也不接受,讓你既憤怒又無可奈何!不過,有時想想,我也經常唱歌拉二胡,人家也未必喜歡。那廁所沖涼房,早晚經常要輪候,最要命的還是那廚房,三戶人六個灶,一到煮飯的時候便擠在一起,那時用的是柴爐或煤爐,要把柴尤其是煤球或蜂窩煤點著,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邊在炒菜,那邊生爐子煽爐子的事常有發生,要想彼此之間沒有矛盾,那幾乎不可能。

我們所租住的,是二樓其中的一房一廳。那房間,大概20平方米,擺了兩張床,一個衣柜,一個書柜兼雜物柜,一張寫字臺,一個梳洗臺,所能活動的空間就不多了。那張中等床,是父親睡的,那張大床,是母親和我以及妹妹睡的。我到多少歲才離開那張大床,現在已難以記起了,肯定是,父母認為我到了實在不該和兩個女的同睡一床時,才把我安排到廳里,弄一張小床,晚上鋪早上拆。那廳里,我還記得原來擺著一整套酸枝木的桌椅,那大概是我們家最值錢的東西了。到了1961年我大哥回來后,又不得不用一些木板在那廳里隔出一個小房來作睡覺,客廳其實已消失。

父母工作的工廠,就在我們家的后巷不遠,在我們所住的房間的窗戶,即可望見廠房。父親在廠里當會計,月工資六十多元,工作環境會好一些,而母親不過是個工人,計件工資,大概每月能賺三四十元,不過,她每天做的是拆水泥袋及糊水泥袋的工作,水泥的微粒應吸進不少,所幸的是她后來的肺部沒什么毛病。

唉,這就是我們家在五六十年代的居住環境和生活環境,可以說是惡劣的,但父母能創造出這樣的居住環境和生活環境,在當時來說又是很不錯了,比起許多廣州人,又還是優越了,那時,住在省城的廣州人,大多都生活在貧困之中,而鄉村人,用“赤貧”來形容也不為過。我這么說,決不是對新社會的污蔑,經歷過那些日子尤其是三年大饑荒的人,相信不會指責我用詞不當的。至于具體事例,下面還會提到。

我稍有印象的事,是資產階級改造和公私合營的情形,那大概是1954年,父親他們的永生倉庫無法“永生”了,要由政府接收,我依稀記得那時馬路上常有隊伍敲鑼打鼓走過,還放些鞭炮,去到某一店鋪門口,貼上一張大紅紙,說明那間店鋪“公私合營”了。經此運動,城市中善于經營的企業家和企業主被消滅了,也就是說,資產階級這一階級被消滅了。這事是否正確?假設如今沒有了馬云,沒有了馬化騰、沒有許家印,沒有了董明珠……國家會怎樣?

大概6歲及7歲時,我有幸入讀越華路幼兒園。那時入讀幼兒園要什么條件,要多少學費,我已無從知之,但肯定不會很困難,也不用很多錢的。至于我在幼兒園的生活如何,如果我能寫出來,那肯定是虛構了,我唯一能記住的,就是自己早上拉著讀小班的妹妹的手走去幼兒園,傍晚又拉著她的手走回家,而不是由父母接送。那時,還沒有拐賣兒童的事發生。 

         (二)

19559月,我這位“民國遺少”和其他七歲的孩子一樣,享受到教育的機會,進入到離所居住的越華路小東營的家不遠的一所小學——廣中路小學。別以為廣中路是一條大馬路,其實是一條比巷子大一些的內街,但那是一條并不行車的安靜的內街。那里有一所小學。這所小學現在還在,我有時也經過,但已很難和以前作比較了。而實際上,以前的學校結構如何,我已經說不清楚了。當我怯生生地踏進學校時,我被一位年輕漂亮的女教師帶到了一間比較暗淡的教室。我知道,我是一年級一班的學生了,班主任就是那位年輕漂亮的女教師,叫陸景群。陸老師年輕漂亮斯文,小孩子常惹得她生氣。不過,她的法寶是講故事,一講故事我們都靜下,她講的故事有蘇聯的《綠鎖鏈》等。不久,我又知道,校長是一位女教育家,叫鐘愛照。

我原來以為,我入讀廣中路小學,一開始就在本校上課,最近我才從旅居加拿大的小學同學黃健民那里知道并回憶起,一二年級時,我們是在越華路小學的分校上課的。為何在那里上課呢?原來,就在我們入學之前,學校發生了一場火災,波及幾間課室,幸而沒有學生死傷。因為這事,我們入學以后,就要暫時借用越華路小學的分校上課。據黃健民同學回憶:分校的位置在越華路、市委后院的旁邊。是一間書院型的古老大屋。搪籠門,入內一塊大木屏風,進去是大堂及幾間課室,再走是一大片空地,南面有一大舞臺,接著有一小高地,上面滿佈熱帶植物,有一鳳眼果樹在其中。再南就是市委地盤了……經他回憶,我也有依稀印象了。

1955年9月,我入讀廣中路小學;1958年9月,妹妹入讀越華路小學。越華路小學就在小東營的巷口處。廣中路小學和越華路小學并不遠,中間隔了一些房子而已。當年,我們并不了解,越華路小學與廣中路小學有什么特別,數十年后,我從互聯網上看到一篇文章,才真正了解越華路小學,還有廣中路小學的歷史,還真要詳細談一談。原來,越華路小學,它的前身,竟然是廣州最古老的書院——越華書院!越華書院是廣州文化的發源地之一。

越華書院建于1757年,地址在市政府后院,現在越華路105號。據史書記載,當年越華書院“院舍有四進:前座為大門,二座為大堂,三座為講堂,后座為書樓及先賢祠。兩廂長廊,另尚有堂、廳、室等20余間。環境幽靜。延請名宿為山長,以培養‘處則抱真學問,出則有真經濟’之人才。”當年,林則徐到廣州禁煙,就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坐鎮越華書院指揮,并編纂成《四洲志》一書。清代,廣東許多文化名人在越華書院任教或求學,如王映斗、葉衍蘭、梁躍權、李文田、黃任恒、劉士驥、鄭小谷、劉斌華、陳在謙、潘衍、潘桐、冒廣生、潘飛聲、葉恭綽、澎湃等。越華路當年叫司后街,晚清時司后街擴路,因越華書院而定名為越華路。1901年,清政府下令書院改為新式學堂,1902年,越華書院便改名為廣州府中學堂。1910年,書院北邊地段開路,占用書院部分地產,故以廣州府中學堂定名為廣中路。

民國期間,廣州府中學堂改稱為越華路小學,后來,在廣中路也建一間小學,故名廣中路小學。越華路小學的主校在小東營巷口,越華書院舊址叫越華路小學分校。當我剛入讀廣中路小學時,學校因早前失火,燒了一些課室,結果,一二年級時,我們便借越華路小學分校上課,待廣中路小學修葺完畢,再回去上課。因此,我還依稀記得越華書院殘余部分的風貌:當時僅剩一進大屋,中間一個天井,四周有四個房間作為教室之用。妹妹1958年9月入學,一年級也是在分校上的課,二年級才回小東營主校。我和妹妹能夠在越華路小學讀過書,與上述歷史文化名人有某些關聯,應是很自豪的事,但當年,我們都并不知道越華書院的歷史。時至今日,越華書院已無存,而越華路小學亦名稱無存,并入廣中路小學。有學者以及越華路小學的校友感到很痛心,呼吁政府,建議將廣中路小學更名為越華小學,以沿襲厚重之歷史,但如此一來,廣中路小學的校友也不肯了,當然,更不知政府有無閑心管這樣的事。

我們在越華路小學分校讀到二年級,才又回到已經修葺好的廣中路小學。對于我來說,會方便些,因為從小東營轉入錦榮街再走不遠,即可到達學校,走的都是內街;而到越華路小學分校,則要過一條馬路,即越華路。不過,當年,馬路上是沒有多少機動車的,過馬路也安全得很。

歲月在無聲地流逝,我從一年級升上二年級再升上三年級……我已很難準確地記起,我是在哪一年級當上班長,哪一年級加入少先隊,哪一年級當上大隊委,總之用“少年得志”這個詞來形容是沒有錯的。不過,我自己知道,我并沒有多大的才能,尤其是領導才能,純粹只是“乖”而已。而一個男孩子“乖”,往往和“鈍”只是一線之差。

小學的同學仔,我能記起的,有司徒家寶、陳煥明、黃健民,我和他們三人合影過一個相;還有潘達華,我常和他踢足球;還有賴志岳、林唐公,我常到他們家玩;當然還有劉象潛,麥妹珠,以后到了同一所中學同一班;此外,還有莫瓊芳、何綺文、溫小華等幾位長得較漂亮可愛的女生,這再一次證明了,男人都是好色的。2011年,旅居加拿大的黃健民回國探親,在中山找到我,后又與我、溫繼懋和何綺雯在廣州北京路太平館餐廳見面聚舊,大家共同回憶,原來,我的小學同學還有溫繼懋、鐘永年、曾新民、楊達文、黃燕華、鄧瑞蓮、盧國光、簡潔珍、張大衛、胡華珮、譚汝鈞、李明玉、祝萬里、葉笑珍、黃世豪等。

小學的同學最可愛之處,就是大家都住在越華路、廣中路,以及附近一帶的大街小巷,如正南路、廣仁路、廣衛路、小東營、錦榮街、都府街、史巷等;放學之后或晚上,大家都可以在一起玩。那時似乎沒有什么男女界限,可能是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吧,我記得我和莫瓊芳就很要好,因她是班長我是中隊長,身份相配嘛;而我和溫小華則是小東營的鄰居,她妹妹溫穗華與我妹妹同學(還有一妹叫溫新華),我也時到她家玩。

小學六年中,我都是班干部,不是班長,就是中隊長;而在學校少先隊大隊中,我是大隊委,有個會拉小提琴的很出色的叫楊多的女孩當大隊長,第二或第三把交椅才是我坐的。從學習成績來說,我也總是優秀的,語文一科又較為突出。如果因此,就以為我只是一位“書呆子”,或者如現在的“考試機器”,那就錯了,當年,并沒有“素質教育”這一說,但是,當年的教育工作者,似乎都在有意無意地按照“素質教育”來培養學生。讀小學時,我覺得學得很輕松,實在也想不起有哪些發生在課堂上的特別的事情。

當我在廣州市廣中路小學讀四年級的時侯,某一天,學校的體育老師帶著我們一班經過初選的學生到越秀山游泳場,進行一些簡單項目的測試,測試一,是把頭埋在水里,看誰憋氣憋得久;測試二,是誰敢從最低的跳板跳下,而不至于大喊大叫。這兩項我都做得好,于是便被選入了該游泳場附設的游泳體校兒童訓練班。我依稀記得,每周兩個下午訓練,開始在岸上做些預備動作,然后下水練習,先學習蛙泳,學會規范動作后,就訓練耐力,從25米,50米,100米,500米,游至1500米以上。之后,則學習自由泳,仰泳,蝶泳等。其實,我只有蛙泳還算過得去,其他幾泳,都缺乏耐力而無法堅持。大概游了一兩年,我因怕苦怕累,同時,也意識到自己并非這方面的材料,于是,當了逃兵,自動離隊了。不過,這一段經歷,畢竟使我學會并愛上了游泳,把游泳鍛煉堅持到今天。 

在我小學階段,我還有另一愛好就是踢足球。我所在的廣中路小學有一個小型的足球場,而我所住的越華路離中山紀念堂并不遠,那時中山紀念堂是開放式的,可以隨便在里面的草地上踢球。每天下午放學后,我們不是在學校就是在紀念堂踢球,足球技術就這么掌握和提高。到了五年級,我被選進了校隊。那一年,全市小學生足球錦標賽,我隊輕易打敗了炸粉街小學等隊,小組出線。之后,大概是六個隊在越秀山體育場爭奪越秀區冠軍。當時都有些甚么對手我已忘記了,只記得我當時司職后衛,但也進了三個球,其中有一場進的一個,是在自己的半場,大腳踢向對方的球門,高高墜下,結果進了!另外有一場亦終生難忘:我跳起爭搶頭球,結果鼻子撞向對方的后腦上,當時鼻子出血,完場以后發現鼻梁骨隆起,之后,我鼻子中間就凸了起來。以后新結識的人,都會認為我天生如此,卻不知是足球讓我破了相,盡管還不算太難看。經過了多場激戰,我們獲得了越秀區冠軍!之后,大概又是六個隊在寶崗球場爭奪全市冠軍。這回我們可遇到真正的對手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華僑小學隊,因我們都要仰望,才能看到他們隊員的下巴,如何與之對抗?總之我們僅僅勝一場,其余落敗,只得了第五名。 

我校雖然在市里只獲得第五名,但我們畢竟是越秀區冠軍隊,所以,越秀體校少年足球隊挑選隊員時,我校校隊的多名主力隊員都入選,其中也包括我。在我小學六年級,每周大概也是有兩個下午到體校訓練,練傳、接、停球以及射門等基本功,練二過一、三角短傳、裝越位等技戰術。那時正值國家三年嚴重的經濟困難,人人都吃不飽,而我們還要練球,其艱苦可想而知了。不過,我們身處越秀山體育場(要憑隊員證方可入內),經常可以很輕易地看到一些足球明星,并與之交談。當時廣東足球隊的前鋒五虎將:程洪深、黃福孝、關輝舫、廖德營、楊霏遜,本是我們的偶像,想不到現在就屹立在我們面前。還有以前只可遠望難以近觀的國家隊名將,如張宏根、年維泗、叢者余、蘇永舜等,如今也近在咫尺了。 

每當有球賽的時候,我們這些小隊員就拿著小板凳坐在球場的四周,把踢到界線外的球檢回來,工作不難但責任重大,畢竟是在數萬雙眼睛的注視之下,不容有丑態。有時,我又被安排去扭大鐘。當時越秀山體育場沒有電子計時鐘,球迷觀眾有手表的也不多,全靠場邊一個大木鐘掌握時間。我們兩三人,手拿一個小時鐘,坐在大鐘背后,每過五分鐘,即把木做的分針移動一格。做這工作當然不如檢球,檢球雖曬著,但可觀看全場,撥鐘則只能在一小孔遠觀,當然吃虧了。

在小學階段,我還參與了音樂活動。1959年國慶十周年前夕,我剛上五年級,學校接到一個光榮的任務,選派幾十位學生到廣播電臺去錄音,而我也名列其中。那時電臺經常教唱歌,有教歌者也有學唱者,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做show”。我已記不清當時的廣播電臺在何處,只記得進入錄音大廳時,有一種神秘以及惶恐的感覺。等了一會,有一位男人出來教唱。他用歌曲的原調教,大概是G調,唱得我們聲嘶力竭。歌名我已記不得,歌詞模糊記得有這么一句:“親愛的毛澤東,親愛的共產黨”,而曲子則準確無誤地記得如此:05 55 | īī ī0 | 05 55 | ī  7  | 6——|。數日后的一個下午,當我在越秀山游泳場游泳的時候,從廣播器中聽到節目的播出,我稚嫩的歌聲當然也在其中。這是我第一次參與的音樂活動。而隨后,我也被選入越秀區少年宮的合唱團。

       (三)

下面要談的,是我讀小學時,當時中國的社會情況。我朦朧地記得,1955年及1956年,那時社會安定,社會風氣良好,父母親常帶我和妹妹去參加一些烈軍屬的聯歡晚會,而一些中學生,也經常在節假日到我們家幫忙做家務,記得一次,母親嘮叨了幾天,說那些學生把一張蚊帳洗爛了,其實,我也知道,是我們的蚊帳太破舊的緣故。

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我亦有點印象。那時我讀二三年級,看到學校里貼滿了大字報,當然不知道寫了些什么,更不知道,我那就在廣州的四舅,還有遠在云南省的大哥,都在那時被劃成了“右派”!可以設想,當時我的父母,是多么的難過和憂傷,而我,卻對此一無所知!直到二十多年后,我才真正了解到,那時的所謂“右派”,原來都是響應共產黨的號召,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國家的精英分子,想不到因此而倒霉了一輩子或大半輩子!前面說過,土改運動消滅了鄉間的地主、富農,公私合營運動消滅了城市中的資產階級,這反右運動又消滅了文化界知識界教育界的精英,不知為何要這樣做。

那年雖有“反右派斗爭”,但整個社會還算是安定祥和的,117日,是蘇聯十月革命勝利40周年紀念日,中國各地都大肆慶祝,廣州也不例外,當晚,在越秀山體育場集會并放焰火,大嫂和四舅帶我和妹妹也到越秀山體育場,后因人太多而退出,不久即傳來消息,人們因擁擠而推倒竹籬笆跌入場中,壓死了不少,我們則慶幸離開得快。

1956年印尼總統蘇加諾訪問廣州;1957年,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主席伏羅希洛夫元帥訪問廣州;1958年,更是紅紅火火的一年,那一年,周恩來總理陪同朝鮮主席金日成元帥訪問廣州,廣州人民在中山路夾道歡迎,我作為少先隊的代表,這幾次,都在中山五路等地手拿花束近距離看到了那幾位偉人。1958年,又是實行“總路線”的一年,是全國都在“大躍進”的一年,是農村成立“人民公社”的一年。此三者,在當年稱為三面紅旗。更有“十五年趕上英國”“五年進入共產主義”等驚人的口號。大躍進不可謂不好,誰想慢慢地爬行?然而,脫離實際的“大躍進”,頭腦發熱的“大躍進”,弄虛作假的“大躍進”,就是禍國殃民的“大倒退”!當年我已讀三年級,已粗通報紙,加上父親等人的議論,常看到和聽到水稻多少千斤多少萬斤的“大衛星”滿天飛!常看到和聽到在農村已成立公共食堂,吃飯不用錢的大好消息。

我印象最深刻的,莫過于全民大煉鋼鐵的情景。那時,在我們學校的操場上,居然筑起了一座土高爐,有些人,主要還是學校的老師,在那里煉起鋼來!更壯觀的場面是,到了晚上,無數的家庭煮飯用的煤爐被搬到操場上,其中也包括我們家那一個,由母親提到那兒去。男男女女就坐在自己的煤爐邊,把一塊鐵放在爐上燒,燒紅了,便夾出來,用一個小錘子錘打,然后再燒,再打,最后放在水里“淬火”,完成最后的也是最關鍵的一道工序,于是,一塊“鋼”便產生了,難怪那年頭鋼產量有那么多!我們當小孩的,有時幫忙錘幾下,但更多的時候是在到處亂串亂跑,那爐火熊熊錘聲叮噹的場面,實在是太好玩了。

要煉鋼,必然要有鐵,于是,家庭中的廢鐵和不是廢鐵的鐵,也要拿去交公。一天,我們家里突然出現了一群人,他們是來搜羅“廢鐵”的,見無鐵可搜,忽然有一位說:“那窗條是鐵的,要鑿下來!”他們真的動手,要把那幾根支撐著窗框的鐵條鑿下來。這時,我母親以一個婦女的勇氣,走到窗下制止:“不能鑿,沒有窗條這屋會塌下來的!”母親所說的并非危言聳聽,我們所住的屋子并不牢固。那班人先是一怔,后來也覺得要鑿下窗條也不是很容易,于是離開。那木窗框上,就是這樣留下了幾處鑿過的痕跡,而母親的“壯舉”,也讓她驕傲了幾年,她不時會向人提起,屋子未塌,似乎全在于她那莊嚴的一聲。

還有一件樂事,不可不提。那時還有一個“運動”,叫“除四害運動”,何謂“四害”?老鼠、蒼蠅、蟑螂、麻雀是也。前三者,的確要趕盡殺絕,然而,麻雀因會吃點莊稼,也被歸入趕盡殺絕之列,可嘆!這任務,就交給了人民群眾。人民群眾的智慧確是高超的,想出了許多消滅麻雀的辦法:用彈子、氣槍射殺;架梯上樹端鳥巢;設羅網誘捕,這些我都參與過。然而,最絕的,則是全廣州城的人民約好,在某天黃昏,一起行動。陶潛有詩云:“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黃昏日暮,正是鳥倦還巢之時,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全城的人一起高呼,一起敲鑼打鼓,我也站在露天的樓梯上,做著這樣的事。那巨大的噪音驚得飛鳥無法著陸還巢,只得在天上盤旋;盤旋久了,而噪音未息,一只只可憐的麻雀便倦極倒地身亡,人類就是曾經這樣殘殺麻雀的!

違反客觀規律,違反自然規律,而又不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不認真進行調查研究,還自以為是,自我感覺良好,那必然會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罰。到了1959年,情況開始轉壞,商店里的貨品日見稀少,市場上的農副產品日見缺乏,到飯店里吃上一頓飯已不容易,我很清楚地記得,那時,父母親不時要帶我們到街上的飯店吃飯,才能吃到一些魚肉之類,去得比較多的是廣大路與中山路交界的華北飯店,那吃飯的情景終生難忘:當我們去到飯店時,一般是沒有座位的,我們必須站在某一張桌子別人的背后,看著別人吃,等著別人離開,然后才有座位;而當我們自己吃飯的時候,我們的身后也站著別的人,他們在看著我們吃,等著我們離開。這是一種十分尷尬的吃飯形式,然而,饑餓之中的都市人,也顧不得面子了。

即使這樣的吃飯形式,不久也盼不到了,飯店而沒有飯菜供應,這并非天方夜談。而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大飯堂從飯菜任吃到無飯可吃,那畝產千斤萬斤的“衛星”已無力再放上天了。在鄉下的我的姑姑、舅舅、堂叔等家庭,不時寫信或來人求救,他們已處在餓死的邊緣,而且真有兩位嬸嬸已病餓而死去!這一目了然的嚴峻的形勢,有人就是視而不見,不肯認錯!廬山會議時,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彭德懷上書黨主席毛澤東,說了真話,如果這個時候糾正錯誤,還可以挽救千萬人的性命,然而,曠古奇冤的大悲劇卻上演了,勇為人民“鼓與呼”的錚錚鐵漢,卻被自認為代表人民愿望的毛澤東定為“反黨集團”的頭目,被撤消一切職務!我在年少時即對解放軍的將帥無限崇拜,家中貼有一張“十大帥”的畫像,想不到,我所敬仰的彭老總,一夜之間變成了“階級敵人”!消滅了地主富農、資本家和“右派分子”之后,就輪到整黨內自己的戰友了,當時只有11歲的我,是無論如何也參透不了其中的奧妙的,即使現在風燭殘年、垂垂老矣,也還是參透不了。

1960年,中國人民陷入了極其苦難的深淵。還是后來劉少奇總結得對,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那時,糧食奇缺,以我們在廣州為例,每人每月只有十幾二十斤米;油料奇缺,每人每月只有4兩;豬肉和魚每人每月都不足半斤,肥皂要證,牙膏要證,草紙要證,火柴要證,而數量都是少得不能再少;最記得還是布料,每人每年是一丈三尺六寸,不夠成年人做一套衣服!然而,最大的問題還是吃的問題,這關乎到生命是否能延續。現在的人生怕吃得肉多吃得油多而膽固醇增高,那時的人,恐怕渾身也找不出一點膽固醇來,街上所見到的,多是骨瘦如柴或渾身水腫的人。為了自救,人們只有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了。街道的大姐們,發明了“雙蒸飯”,即把飯煮熟后,再加一次水去煮,飯自然就變得“多”了,這發明立即被推廣,人們居然也接受了這自欺欺人,更無營養的“雙蒸飯”!不久,又有人發明了“米糠糕”、“蔗渣餅”;不久,又有人發現了“黃狗頭”、“小球藻”、“番薯葉”、“香蕉心”可以吃,于是,也弄來吃,而上述那些東西,都是我吃過的!我還曾跟隨母親到下塘一帶挖過一些還能入口的野菜,也順便割一些青草回家喂那只自家養的兔子。當那兔子長到有兩三斤時,父母親合力把它宰殺了,它那血肉化成的營養,應在我們體內保持有兩三周時間吧。除了兔子,我們還養過一種動物叫葵鼠,并非當寵物飼養,養他們是為了吃他們,救我們自己。

我們生活在廣州市,還能勉強活得下去,鄉下人尤其是窮山區以及安徽、山東、河南等省份的百姓,要吃到樹皮、草根、觀音土等,據有關部門書籍提供的數據,19591961年,中國每年都餓死一千多萬人!那么,最終使我們家能度過難關的是什么?還是那讓人背上黑鍋的“海外關系”,那“香港同胞”。我的九叔解放前夕在海南讀書,解放軍渡海,他被迫隨國民黨軍去了臺灣;而我四叔則是在解放時去了香港。有這種關系,過去是十分糟糕的,起碼有敵特之嫌,父母親也從不向我們談起他們倆,但是到了最困難的時候,父親也不得不求救于四叔他們了,因為除了我們,還有遠在云南的大哥,以及鄉下的親戚們,更需要豬油生油等救命!正因為有了一點油料、食品等的滋補,我們才得以活下去。想想那幾年,父母該是多么的艱難啊!

1961年,情況稍有一點好轉,原因是毛澤東不得不承認幾年來太過于冒進,欲速而不達,不得不讓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人收拾殘局,于是,他們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適當給農民分點自留地,適當放寬農民的種養政策,適當開放農貿市場,這樣做,使得農民能夠喘一口氣,城里人也能見到一點農副產品。在離我們家比較近的下塘,開辟了一個農貿市場,東西雖然貴,但能買到一點。一天,父親去那里,花了十幾塊錢買了幾條番薯回來。回家后,他大驚失色道:“我明明記得是買了8條,怎么現在手上只有7條?……到底是7條還是8條?……”他拿出木稱,稱了又稱,顯得又無奈又痛心。這是我們都牢記而母親又說了多年的一件深刻往事。

那年,轉業在南京教書的二哥回廣州探親,那時商店里已開始出現了一種糕點,叫“高級餅”,其實只不過是純用面粉做的罷了。既然叫“高級餅”,價錢當然貴,似乎十幾二十元一斤,但起碼有得賣。二哥帶我和妹妹上街,我和妹妹站在那柜臺前,眼睛緊盯著那些餅,口水都快要流到那玻璃柜臺上!這事,已小學畢業的我當然有記憶,而二哥更是記憶猶新,他后來也忍痛買了一斤回家,讓大家開開洋葷。某日,二哥帶我們全家到北園酒家吃飯,那時酒家已有一點東西可吃了,但非常貴,我們吃了三四十塊錢,還只是半饑不飽,回家后,仍要煮一鍋粥吃,這事,也令母親有了一個多年可講的話題。到了那年的年末,大哥從云南回來探親,他那眼睛深深,胡子長長,穿一身舊棉襖的樣子,絕對比現在從河南安徽等地來廣東行乞的老乞丐好不了多少。農場方面讓他回來探親,大概也怕他餓死在那里。次日晚,我帶路把大哥引到長堤及南方大廈。那時南方大廈也有了一些東西賣了,以致大哥很感慨地說:“走完南方大廈,就好象走完了一個城市。”我想,那時云南省赤貧得更是可怕了。如果不是大哥已決心留在廣州,如果不是父母堅決支持,大哥再返回云南,后果將不堪設想!

就在這饑餓的1961年,我們迎來了升初中的考試。考試的形式是怎么樣的?我已無法記起,需要統一考試嗎?還是……我只記得,到了夏天放榜時候的事。 

        (四)

越秀山下有一條短短的應元路、那里是迷信與科學的交匯點,既有一座歷史久遠香火鼎盛的三元宮,也有科學館和中山紀念堂,甚至還有一所中學,那就是廣州市有名的第二中學。這市二中,我每次到越秀體校訓練時都要經過它,有時還偷偷溜進去。那優美的校園,富有特色的建筑,令我很喜歡;我知道,越秀山運動場就是二中的運動場,這更令我神往!還有一點,我的大哥解放前曾在那里讀書,廣州解放后即與許多二中同學入伍參軍,所以,這二中,和我也有些淵源吧。還有更重要的一點,這中學和我們小學也是關系戶,每年,我校的畢業生許多都可以升上此校,所以,當19617月,經濟困難的第三個年頭,我小學畢業考中學時,我是躊躇滿志的,因為按照我的成績和表現,沒有理由去不了市二中的;當然,我填報的第二第三志愿,是離我家不太遠的17中、13中。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到放榜的時候,我得知自己名落孫山!這打擊對我來說不小,記得班主任鐘偉雄老師也無奈地安慰我說:“想不到,想不到!……不過,能去到省級中學,也不錯,也不錯!……”

何謂“省級中學”?這要說到另一更沉重的打擊了。我考不上市二中,按理說應該會去到17中、13中吧,三年后,我那就讀越華路小學、傻傻乎乎的妹妹不是也去了17中嗎?而我,不但沒被17中錄取,也沒被13中錄取,我的名字,竟然去到了我并沒有報考的廣東省華僑中學的學籍冊上! 這一打擊,和現在的高考考生,本來預料會讀上中山大學而忽然得知自己被一所民辦專科學校錄取,恐怕是一樣的。40年過去了,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我的許多同學,也和我一樣,不知道為什么。小學時比我高一屆的黎康喬同學也是一樣,莫名其妙地被省僑中錄取了。1前些年,旅居美國紐約的他回國探親,曾到母校拜訪校長和老師,獲得了這樣一個信息:原來,從黎康喬同學那一屆起,省教廳鑒于華僑學生人數減少,又不想學生質量下滑,所以同意把一些報考重點中學而落選的考生由省僑中錄取。原來如此!這“強奸民意”的做法,數十年來,我們竟然懵然不知!不過,即使當年知道了,我們大概也不會去打官司,討回公道什么的,畢竟能進入中學讀書,也是幸運的了。

這么說,是否廣東省華僑中學是一所破舊落后的中學?非也!前面鐘老師已特別提到,華僑中學是一所省級中學,當時全市并無幾所;現在,廣東不少市縣,仍有些“華僑中學”,但那是名存實亡的,打著燈籠也找不出幾個“華僑學生”來,只能理解為由華僑投資或有華僑捐資而建的學校。而當時的廣東省華僑中學,是真正為了華僑學生而開設的學校,是名副其實的華僑中學。有的年輕人可能會問,華僑學生從何而來?現在我們千方百計都想到外國的學校留學或“鍍金”,會有華僑子弟回國內讀書的?唉,寫到這里,我不得不又要交代一點歷史了。

華僑素有愛國之心,喜歡送子女回國接受漢文化,祖國解放了,他們更樂意送子女回來讀書和參加建設,這是華僑學生的來源之一;東南亞的一些國家,象印尼、馬來亞、柬埔寨等,在五六十年代并不發達,以印尼為例,當時的印尼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第一任總統叫蘇加諾。他是萬隆亞非會議的發起人之一,也是不結盟運動的發起人和領導人之一。他于1956年、1961年和1964年三次訪問中國。蘇加諾英俊瀟灑,善于演說,他的革命激情極具感召力。他富于浪漫思想和愛心,曾把自己描繪為“一個偉大的愛人”。他和藹可親、平易近人,經常會下車同普通人握手交談,還能在破爛不堪的農舍里睡覺。他多愁善感,看見美景會深深嘆息;看見晚霞心里會詩意蕩漾;唱黑人圣歌會潸然淚下。他至少結過6次婚,關于他的私生活也有各種傳說和故事。他偏愛大型群眾集會,第一次向蘇聯要求援助時,要的是資助建設一座他能不斷舉行群眾大會的巨型體育館。但他卻不善治國,在他主政時期,印尼政局動蕩,經濟不景氣,人民貧困。政府在處理日益惡化的經濟問題上束手無策,并引發日益嚴重的政治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印尼許多華僑也送子女回國讀書和發展,當然,當他們回國之后才發現,原來祖國的生活環境和經濟狀況比起異國他鄉還糟糕!這是華僑學生來源之二;還有的國家,經常反華排華,象印尼的65年“九三0事件”,蘇加諾被推翻,蘇哈托上臺而進行大屠殺,使得華僑走投無路而大量回國,這是華僑學生來源之三。我不是華僑史的研究學者,只是想當然地歸納了這么三點。

那么,廣東省華僑中學有什么“可怕”之處?要說“可怕”,那就在“華僑”二字了。在我小學畢業前后,在廣州的街頭經常可以看到“華僑”,也可以算是一道風景線。要在蕓蕓眾生中把“華僑”辨認出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當時正值經濟困難時期,國民每年的布票是一丈三尺六寸,大人都不夠做一套衣服,因此,幾乎人人都衣衫破舊,灰灰黑黑的樣子,而那些“華僑”,尤其是“華僑青年”,都是穿著具有東南亞特色的花襯衫,花裙子;他們的頭發,男的都留著“飛機頭”,光可鑒人;女的都是燙發,如綠云似瀑布,艷若天仙;我們讀小學、初中,都是沒有鞋子穿的,光著腳板上學放學,而他們,不但有鞋子穿,而且是皮鞋!我們出門,都是步行,而他們,卻擁有很特別的自行車,來去瀟灑。我的同學黃健民,當時就住在廣中路,離我們小學不遠,我不時到他家里玩,在他家的斜對面有一幢樓房,那里就住著不少華僑,其中包括我中學時代的同學藍鐵運,每到周末晚上,華僑住宅中就會傳出異國風情的舞曲聲,透過窗紗,可以看到隨著舞曲扭動的影影綽綽的身體……

這就是我所知道的“華僑學生”!在廣東省華僑中學讀書的,就是這些“華僑學生”!而現在,我就要身陷那些“華僑學生”之中,猶如丑小鴨落入天鵝群,以后的日子如何過?!當時,接到華僑中學的錄取通知書,我有沒有哭過,現在已經想不起了,不便亂寫,但難過、傷心了一個暑假,那是肯定的。作為廣州人,又住在越秀區,不會不知道華僑中學的所在,它坐落于維新路,即現在的廣州起義路,離海珠廣場不遠,我曾數次從校門前經過,但是,誰敢邁步踏進那校門啊!所以,我對它的內里乾坤一無所知。

就這樣,我不得不離開我的小伙伴司徒家寶、黃健民、陳煥明、潘達華、賴志岳、林唐公等,還有那些可愛的女孩莫瓊芳、何綺文、溫小華等,要進入那“虎口”了;幸好,不是我一只羊入虎口,我的同班同學劉象潛、曾新民、麥妹珠等,與我共同“赴難”。

    這就是我的小學生活的回憶,中學時的回憶,則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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