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父親母親

 

陳賢慶

 

       

      在《我的文學之路》一文中,我提到我的父親,因為他是我文學路上的啟蒙者。在那篇文章中,讀者也能粗略地了解到他的生平,當然,那僅僅是一鱗半爪罷了。如果說,我這個當兒子的,一定比較了解自己的父親,那么,我只能非常慚愧地告訴你,我對他的了解,其實也不算很多,尤其是他在解放前的歷史。在五,六十年代,只有響當當的工人階級或三代貧農出身的父親,才會經常給他們的子女講述苦難的家史,尤其是在大年三十晚上吃團年飯之前,盡管那頓飯不過在青菜的基礎上增添了幾片豬肉罷了。而那些非工農出身的父親,尤其是過去的經歷比較復雜的父親,則往往對自己的過去諱莫如深,盡量不讓子女們知道,免得影響他們弱小的心靈,更避免影響他們的政治前途。現在則不同了,如果誰曾與蔣介石握過手,或曾在上海灘做過大買賣,那么,他們的子女不可能不知道,也肯定由此而得益不少,現在,畢竟是民主開明的社會啊!然而,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那些可憐的父親們,的確如地下工作者一般對自己的經歷守口如瓶。如此一來,父母與子女之間肯定就缺少了坦誠,缺少了溝通,我們的家庭就正是這樣。

    從出生到1966年我滿18歲,我一直以為父親過去只是個知識分子及小職員,我根本不知道他曾作為一個中國軍人參加了炮火連天的 七年抗戰!如此偉大如此英勇的經歷他也瞞著他的子女,為什么?只因他參加的是孫中山創建的國民革命軍——我們俗稱的國民黨的軍隊,而在抗戰勝利后不過十年十數年的 我們所讀到的歷史教科書中,國民黨軍隊是不抗日的,只會 奉行“不抵抗命令”,聞風敗退;只會炸開花園口,擋不住南進的日軍卻淹死無數自己的民眾;只會整師整軍地投敵當漢奸;只會制造皖南事變和封鎖延安! 我們不知道有臺兒莊戰役、中條山戰役、忻口戰役浙贛戰役、南昌戰役、桂林戰役、昆侖關戰役等;不知道有棗宜會戰、蘭封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長沙會戰等;也不知道有南京保衛戰,常德保衛戰等;更不知道有中國遠征軍……如此一來, 參加過抗戰的國民革命軍的軍人,哪怕你是國民革命軍的少將、中將、甚至上將們,也很難自豪得起來,也只能三緘其口,何況僅少校銜的我的父親?

       19751117日,父親在家鄉陽江病逝。在整理他的遺稿時,找出數頁他在1969年5月向“造反派”交待“罪行”的材料草稿,當時我大哥說,那都是一些違心所寫的交代材料,不要看它了,于是把它帶回廣州,現在藏于大哥家。不過,我知道,父親的罪名既然是“歷史反革命”,他的交代材料必然要詳細寫到自己的歷史,不然“造反派”如何能放過他?這正是研究父親歷史的最好的資料了!至于說到“違心”,那個年代幾乎每一份“交代”都如此,錚錚鐵骨的彭德懷,在《自述》中也不得不自貶自責;被一些人斥之為見風使舵的郭沫若,更作賤自己,稱數十年來所寫的都是大毒草,應付之一炬。而我認為,這些“違心”的,“自貶自責”的,“作賤自己”的文字,恰恰正是研究文革的最難得,最精彩的資料!可惜,25年過去了,我還未能認真地閱讀并研究過父親的那份“交代”,更未能為他寫一點紀念性的文字,這是很大的遺憾,但我不希望成為終生的遺憾。所以,我先把這篇文章的標題寫上,并以這兩段文字作為開頭,期望在不久的將來,我能夠完成這一工作,以慰父親在天之靈。在寫父親的同時,不可能不寫到母親,只不過父親的內容會多一些罷了。

                                                      

                                                                           20008

                                     

                    一

     

      2000917日中午,二哥和女兒逸秋,我和妻子女兒,還有堂弟阿泳及妻女等,齊集在廣州大哥家吃飯,慶祝他的70歲生日。利用這個機會,我把存放在大哥家的父親的那些資料帶回中山我家,準備細讀分析。其中最難得的,也是我要重點研究的,是他那份向造反派交代的材料。

      在某天夜晚,妻女們都睡去了,我在燈下攤開了那份材料。這回,我看清楚了,那是一份用鋼筆寫的字跡比較潦草的草稿,共九頁信紙。那種信紙,上部用約占全紙五分之一的篇幅,印有一幅圖案:正中央是毛澤東穿軍裝戴軍帽的頭像,光芒向四周輻射;頭像之下是“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九個字;再下面是大海,波浪,兩艘航船;頭像左右兩邊,印著“林副統帥”的手書:“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十八個字。看到這種信紙,使我情不自禁地恍惚身處二十多年前,一陣難言的恐懼襲擊著我的心,這是當代的青少年們不可能理解的一種條件反射。

     在材料的最開頭,按照現在應用文的格式,應在紙頁的正中央寫上“我的交代”“我的坦白”之類的標題,然而父親的交代材料的首頁正中央,是寫著這么一行字:“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這個詞,盡管出自遠古的《詩經》,但在電腦的文字輸入中并沒有,可見現在不常用,如果文革期間已有電腦,上述那句口號的使用率必然是最高的。

     寫了那句祈禱的話后,該寫正文了吧?然而不。接著,父親寫下“最高指示”四個字。現在的青少年太幸福了,在他們的心目中,恐怕從來沒有誰是“最高的”,更談不上誰的話是“最高指示”了。然而,生活在二三十年前的中國人,卻有一個“神”在禁錮著八億人的頭腦,寫文章,那怕是寫交代“罪行”材料,忘記了引用“最高指示”,那就等于增添了一條罪行,所以看到這四個字,我是完全明白,完全理解的,只不過有恍如隔世之感罷了。當時的“最高指示”有許多條,“林副統帥”已為國人編好了一冊“紅寶書”,但要選擇出一條合適的引入文中,也算得是一種較高的技巧,就如我父親,已陷入到“黑七類”的境地,正在寫交代“罪行”的材料,該引一條什么“最高指示”?我相信他當年也頗費思量。現在,映入我眼中的,是這樣一句:“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看著這條過去非常熟悉,現在也還記得的“語錄”,心中百感交雜。是的,在正常情況下,我們怎能不相信群眾,不相信黨?然而,當那黨的領袖發著高燒,說著胡話時,那只有“集中”而毫無“民主”的黨,又怎可相信?那些已被愚民政策愚弄了十多年的群眾,又怎可相信?在將“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的黨中央的什么會議上,全體中央委員舉手通過,唯有一位弱小的老婦人,不肯舉起尊嚴的手,她叫陳少敏。那時的黨,是不可相信的;那時,真理僅在一人手中。當然,父親當時不可能知道得很多,他引用這條語錄,恐怕是要委婉地表達自己相信群眾相信黨,會弄清楚自己的問題,從而證明自己并非“歷史反革命”;同時,我估計,父親引用這一條語錄,是否也借此間接地提醒“造反派”,在“斗爭”別人的時候,要講究證據,講究政策,不應搞“逼供信”?但不管怎樣,我認為父親引用這條語錄,還是恰到好處的。

     在此之下,才是檢查交代的正文。由于此件為草稿,字跡較潦草,有的不易辨認,難免弄錯,不過,我盡可能地把內容引述出來,有些地方,為了歷史的線索清晰一點,亦適當作一些調整,并在某些地方,加入我們兄妹的注釋或按語,還其歷史的本來面目,使之成為我們了解父親 、紀念父親的一份珍貴的材料。

                                   

                   二

                       

                                       我的歷史問題檢查如下

       我名陳顯唐,又名陳象堯,廣東省陽江縣新洲公社人,現年六十四歲。

   

    賢慶注:父親出生于1905年,即清朝光緒31年,此材料寫于1969年。父親本名叫陳象堯,“顯唐”應是他的“字”,以字行。在此,順便說說沅安村的“族譜”。

    族譜這東西,曾被認為是封建時代的產物,我也從沒有了解過,只是近年來在大哥處看到數頁殘缺的“族譜”,也難以看出個所以然。2006年,現居陽東縣東平鎮的族叔陳典求先生,經過多年尋訪和整理,編輯并印出《陳氏沅嶺宗譜》一書,內容豐富,脈絡清晰,無論怎么說,也是居功至偉的。

    從此族譜中我得知,陳氏始祖可追溯到少典氏。少典氏再生炎帝和黃帝。不過,那就太遙遠了。有準確歷史可查的是,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封媯滿為陳國侯,封地在河南穎川,開姓為陳,號陳胡公。此乃陳氏始祖,為陳氏1世。其后,比較有脈絡可查的,是南宋的陳輝。陳輝號鳳臺,官至諫議大夫,為99世。陳鳳臺生于宋高宗紹興19年即1149年,五代居住廣東南雄珠璣巷,陳鳳臺育有7子,名謨、宣、英、潤、愷、圖、仁。七子皆有功名。1216年,陳鳳臺與岳父、刑部尚書鄺愈平共同向宋寧宗進諫《上緩金伐元疏》,為奸相史彌遠所害,被貶辭朝。南宋末年,南粵一帶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尖銳,加上外族入侵,局面混亂。1217年,史彌遠有意點派陳鳳臺三子、宣議大夫陳英去征討,陳英無法完成任務,史彌遠趁機奏請宋寧宗罷免陳英,并且要貶遷家屬,幸虧鄺愈平之女鄺淑麗皇妃向宋寧宗求情,陳氏一族免于被貶。陳鳳臺與鄺愈平商議,認為奸臣當道,遲早被害,決定走為上計,于是,陳鳳臺舉族南遷,約好“逢涌則止,擇水而居”,陳鳳臺到了清遠停下,落戶蒙里驛九龍潭,即今之清新縣禾云鎮桂湖村。七子分散廣東各地隱居。安頓好之后,七子回蒙里驛向父親匯報。長子陳謨,寫下一篇族譜,記敘陳氏世系,以及南遷原因,各房保留一份,是為《謨翁遺牒》。三子陳英覺得自己失職之事引起家族南遷,心中有愧,留在蒙里驛陪伴父親。父子死后,均葬于九龍潭,今兩人之墓俱在。我們家族,便是陳鳳臺之后裔、陳英的一支。

    陳英一支,其后開枝散葉,及至107世陳仲述,始有遷居陽江報平新村仔的記錄。之后,17世紀初的109世陳興一支,從報平新村仔遷來沅嶺,為沅嶺村始祖。從113世開始,我們家族有了輩份的排行,這就是“先德開基,永定尊崇大典;象賢纘緒,用光啟佑鴻猷”二十字。上述的輩份字,用在三字姓名的中間。

    曾祖父到了“大”字輩,叫陳大琳,為121世。夫人柳氏。大琳公生有九子,屬“典”字輩,分別為典潤、典雅、典藩、典安、典謨、典興、典華、萬養(早逝,無輩份名)和典僧。大琳公生第九子典僧,與長子典潤生我父親同年,同在清末之1905年。大琳公在生時,第九子不久去世,當是1907年左右。而柳氏則到1942年才逝世,其喪禮很隆重,其時已12歲的我大哥記憶仍深刻。由于九子而無女,在民國之后,太婆柳氏先后認了兩位干女兒,大哥記得叫蘭姑婆和星馳姑婆。蘭姑婆后來嫁到臺山縣的欖田,大哥記得,太婆去世時,她還來奔喪;星馳姑婆亦姓陳,相契時已嫁陽江城之吳家。

    我祖父就是陳典潤,為大琳公長子,九兄弟之首,可見其在家族中的地位;祖母冼氏,身為長嫂,地位也同樣重要。由于大琳公于1907年時已去世,那么,在清末及民國的數十年間,家族中的權力恐怕還掌握在太婆柳氏手中。母親常說太婆很“惡”,或許可以透視出她的“權力”。不過,這陳家的八子(不算夭折的萬養),并沒有形成“史太君”掌管下的“榮國府”那樣的大家庭,八子婚后都分家,雖同在村中,但各過各的,太婆掌握的,恐怕只是“話語權”而已。

    下文中提到的常有瓜葛的沅嶺上村的“陳大淮”,同是 陽江沅嶺地區的始祖興祖(陳興)的后人 。“大”字輩為121世,往上追溯到111世,大琳公的先人叫陳世旺,陳大淮的先人叫陳世達。世旺、世達就是親兄弟,他們的父親叫陳福卿。陳福卿就是興祖五個兒子之一。按輩份 ,陳大淮就應是我祖父的“族叔”,而我們“賢”字輩的,就要稱他為“族太叔公”了。

 

    過去在舊社會干過不少對人民不住的事,是歷史上有污點的罪人,是國民黨的殘渣余孽。賢慶按:先給自己定性,這是當年交代材料的固定寫法我出身于地主家庭,我父親陳典潤,是地主,雇過長工耕田,在新洲墟開設商店,也雇有長工一名,屬剝削階級,犯下罪惡。

   

    賢慶按: 什么叫“地主”?現在的年輕人肯定搞不懂!地主就是占有一定土地的人。他們的土地是怎么得來的?應該有多種渠道,多種可能性吧。但是,在過去,只認定一條——是剝削來的,掠奪來的!于是,地主就是頭號敵人,而一貧如洗的農民,不管你是如何貧的,也都被告知只有一條——是被地主、富農剝削而變窮的,所以要革命,奪回屬于自己的一切……形而上學到了極點啊!廣東籍的共產黨干部如葉劍英、方方、古大存、馮白駒等還是很有“人性”的,結合廣東地理的特點,他們認為要區別對待有錢有地的人,尤其是華僑,不應全部都扣上地主、富農的帽子。但是,他們的做法,卻遭到最高領袖的批評,葉劍英等還因此犯了“地方主義”的錯誤而被調職。一大批在北方有“土改”經驗的干部南下,于是,投河、上吊、被處決的人絡繹不絕。

    祖父祖母在土改時劃為“地主”成份 。上文說到,大琳公生有九子。在封建社會的農村中,人丁興旺,自然也相對會“富裕”些;我祖父母也生有九個兒女,我父親為長子,象字輩,叫陳象堯,后讀書時取字顯唐,后以字“陳顯唐”行于世。1938年前曾在鄉中任鄉長、小學校長等,1938年后外出謀生,二姑出嫁后早逝,后二姑爺續弦的就頂替也叫“二姑”;三叔陳象瓊,做“水客”,即往返各地的小商人,解放前已因病去世;四叔陳象榮,曾當小學教師,后在墟場開鋪做小生意;五姑陳象芳,嫁與不遠的青嵐鄉;六、七、八早逝;九叔陳象殷,比我大哥年長一歲,生于1929年,到解放時還是個學生。如此算來,到解放時,祖父母實際只有三子一女,而鄉間的身邊的,則只有第四子即我四叔。其時,家中的財產,恐怕就是一些田地,還有墟場上的一間小商鋪。當然,這比起“貧下中農”已好很多了。不過,據母親所說, 祖父是個吝嗇的終年勞動的粗人,我母親作為大媳婦,也是終年要在田里勞動的。我聽罷,很難與“劉文彩”“黃世仁”之類的“地主”劃上等號。但是,在1952年, 在土地改革如火如荼時,村中及鄰村的某些一貧如洗的村民,他們要翻身做主人,要打土豪,分田地分財產呀,于是,他們將祖父、祖母關押,逼他們交出隱藏著的“浮財”,我祖父祖母 哪有“浮財”可交?于是,在被斗爭多天后的一個夜晚,他們雙雙上吊死去。 

    我很難想象,當年,生活在廣州的我們的父母親,聽到祖父祖母雙雙上吊自殺的消息、而又不能回鄉奔喪,會是怎樣的心情!我也很難想象,作為人民解放軍軍人的我們的大哥和二哥,在云南和東北保家衛國之時,聽到這個消息,又是怎樣的心情(對他倆,父親恐怕會先封鎖消息)!

    祖父、祖母的事,父母從來也沒有跟我和妹妹談過,我也沒有見過他們的照片。我是在二十年后,即1972年,第一次回鄉時,才從五姑的口中了解到的。其時,大嫂與與母親及女兒險峰在鄉間,大嫂聽聞有一位鄉村醫生能醫治類風濕,所以回鄉治病。五姑背著4歲的險峰,帶著我步行到某地。一路上,向我“痛說反革命家史”。回家后,母親得知此事,還嚴厲地斥責她。那年回鄉,我還曾到祖父母所住過的祖屋看過,未到之前,曾心想,地主住的屋啊,不象《紅樓夢》中的大觀園,也接近劉文彩的莊園吧?然而,看到的那間祖屋,讓我真的要掉眼淚!我也很難形容那黑暗潮濕的屋子的具體環境,覺得如果要重拍《白毛女》,那里作為楊白勞和喜兒的家,也是很合適的。至于當年逼死他們的鄉民,我看到,在解放二十年后依然近乎赤貧,并未能“翻身做主人”。現在,到了新中國建國60年了,不知他們及他們的后代會否好些。

     

      我約在1927年在陽江縣立中學讀初中,約在1928年暑假曾集體加入國民黨,雖然沒有擔任過黨務活動,但已犯了罪過{解放后已登記永遠脫離}1930年初中畢業后,我{到廣州市}考入廣東國民大學高中部讀書半年,又轉考入廣東第一師范讀書半年,后來退學,先后任陽江金村小學校校長,新洲小學校校長兼任新洲鄉偽鄉長職。

   

    賢慶按:由于這是一份交代“罪行”的材料,不可能寫自己的“好事”,但上述一段,其實正是一個窮學生刻苦求學的經歷,半年讀罷高中,考上省師范,這事在家鄉早已傳為美談,七十年代我回家鄉探親時,村民們仍津津樂道,只可惜我未能記住更多的細節。此外,父親選擇師范專業,說明他早年即以教育民眾,改變家鄉愚昧落后面貌為己任。   

   

    賢慶又按:2001年10月13日晚,我到廣州參加侄兒勁帆的婚禮,夜宿白云路四叔家。次日,我與四叔 (本名陳象榮)到東川路的一家茶樓飲早茶,之后又到烈士陵園坐了一會。此期間,我主要是向84歲的四叔“搶救”一些歷史資料,有關父親的青少年時代,才知道得詳細些。

    我祖父 母生有九兒女(有的夭折),父親是長子,少兒時僅在村中私塾讀點書,后來就要幫助家里干農活。但他自小聰慧,在附近已有名聲。某天,北桂村名流叫趙芷仙者,在趁墟時特地與我 祖父說,這孩子聰明過人,不要浪費他,要送他到大溝小學去讀書。當時,在家鄉遠近,僅大溝小學為正規的學校。于是,祖父亦聽信趙芷仙的話,把已20歲的父親送到大溝小學。然而,父親在大溝小學僅讀了一個學期,就覺得不能滿足自己的知識需求,于是瞞著學校,改名陳顯唐,考上了縣立中學讀初中。三年后畢業,考上了廣東國民大學高中部,僅讀了半年,即考上廣東第一師范,但因家庭經濟問題,讀了半年只得輟學,回到陽江城。

   回到陽江城后,經友人項玉煥的介紹,父親到了縣城東的金村小學當校長。這所小學在幾年前因劃龍船沉船而淹死了十幾人,每年忌日,都要搞些儀式超度亡靈。父親剛去不久就遇到這件事,憑著他的學識,他把這件事辦得讓村民都十分滿意在此時,新洲墟也要創辦小學,校長人選非我父莫屬,在村人的催促下,父親在金村小學僅一個學期,又回到家鄉,創辦新洲小學。其時,我 祖父開了一個磚瓦窯,供應建校的磚瓦,到后來尚有280白銀欠款,當作捐獻。

   就這樣,在1932年,父親主持創辦了新洲小學,并任校長。現在新洲小學已變成中學了,不知寫校史時,有沒有記上我父親一筆。不久,又遇上選舉鄉長。我父與另一地方名流陳典修為候選人。父親得票40多,典修得票30多,結果我父當選。事情本來已了結,但典修以我父的選票有的寫“陳象堯”有的寫“陳顯唐”不合法為由,找到了當過幾屆縣長的族長投訴。于是,族長出面,要父親讓鄉長一職于典修。父親氣憤之余,把校長一職也辭去,由平田村一位秀才蔡問樵當校長。

     

      1932年秋,因有村民與鄰村產生田地糾紛,我在由學校返家途中遭鄰村惡霸陳大淮綁架,被囚禁一夜。因鄰村是大村,陳大淮更是惡霸,有消息說要加害于我,故我只得離家出走。

  

    賢慶按:父親兼任鄉長,并非他有什么勢力,純粹是他有文化,為人正直,肯為鄉民謀事,至于他與鄰村惡霸陳大 淮的斗爭,亦是村民津津樂道的事,可惜我也未能記住更多的細節。鄉長之前,父親加一“偽”字,表示劃清界線,這在當時,十分必要,下面我引述時沒有保留此字,免得累贅。

  

    賢慶又按:說到此事,四叔亦知之甚詳。“新洲”二字,顧名思義,是由流水沖積而成的新的陸地。明朝時漸有人從四方遷入,原屬附近的以黃姓為主的那督墟管轄。到了明朝嘉靖年間,新洲鄉民漸多,請求在新洲方便開墟,但那督人不許,因新洲開墟,對它的經濟商貿即有影響,這和現代的商品經濟社會是一樣的。于是,兩地人打起官司來。其時,縣官認為新洲人少,對那督構不成威脅,準其開墟。之后,兩處皆有墟。不過,那位明朝的縣官想不到的是,經歷一百多年后,那督漸漸衰落,墟場消失,四方之人都來新洲趁墟了。我沒有讀過《陽江縣志》之類,不知編者是否清楚這段歷史。

    我村旁邊還有一村相連,因它地勢高些,俗稱上村,我村稱下村。上下村同屬一太公,清初從臺山深井遷來。因兩村相連,故時有為道路、水源等的糾紛。上村的大戶叫陳大 淮,屬惡霸之類,1932年秋,兩村又生糾紛,某日,我祖母到田里看水,陳大淮、陳大章等也到那里,雙方又有對罵,陳大淮出手打了我祖母;其后,氣憤難平的陳大淮在路上見到我父親從新洲學校回村,于是,他們便劫持我父親回上村。我村的人得知消息,即上告大溝區政府,又請來石鼓村的名流譚道馨出面調解,陳大 淮方于次日把我父親放回。經此一事,父親只得又離鄉別井。

     

      1933年,我曾到廣東省教育廳用名陳鷹{}投考偽中央軍校第十期學員,并領路費到南京報到,后僅經過十多天,申請退學,即批準轉回廣州。后回陽江,任石嶺{}小學校教員,雙捷小學校校長。

  

    賢慶按:國民黨中央軍校的前身即著名的廣州黃埔軍校,是國民黨培養軍事人才的基地,父親何以讀了十多天就申請退學?我沒有聽他說過此事,倒是聽母親提到過,說他受不了南京那酷熱的天氣,不知當真否。如果父親在中央軍校讀下去,恐怕會做更大的軍官了。

  

    賢慶又按:有關此事,經四叔解釋,又有另一個版本。原來,父親所報考的是空軍飛行員,到了南京后,筆試及格,但體檢不及格,原因是太瘦。我覺得四叔的說法較為可信,按父親的意志,不會因南京天氣炎熱就打退堂鼓的。再者,學校也不會因天氣原因就允許學員隨便退學吧。不管哪種解釋正確,父親到了南京僅十來天即返粵,是肯定的。

   四叔又說到以下的事:父親回陽江城后,經同學黃開漢的推薦,到了雙捷鎮任雙捷小學校長,凡兩年之久。后來,新洲鄉鄉長陳典修因嫖妓等行為不端,引起鄉紳及村民不滿,于是,北桂村趙芷仙、石鼓村譚道馨、龍潭村黃靜庵等名流,一致舉薦我父親回來當鄉長。但不久,上下村又發生糾紛,父親只得又離鄉到縣城。

   1935年,我村派人到縣政府告狀,去的人就是我爺爺。之所以派他去,又要敘述一段插曲。父親在縣中學讀書時,寄食在城南門一吳姓人家。女主人姓陳,很賞識我父親,得知我祖父輩只有九男而無女 (其時干女兒蘭姑婆已遠嫁臺山),于是,契我太婆為女,湊成九男一女的良好結構,這樣,父親便又有了一位姑姑,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星馳姑婆。當我祖父到城里去告狀時,就有契妹家可落腳。至于吳家,星馳姑婆的兒子吳國麟、吳國信,在解放前后也在我們廣州解放南路石亭巷的家住過。1972年,父親帶我在陽江城也去尋找過一戶人家,不知是否就是吳家。不過,這次告狀并無下文,兩村人的糾紛升級為械斗,死傷數人,后經族長調解,局面才得以緩和。這就是舊中國落后農村的狀況。

  

   賢慶再按:寫到這里,還可引用我大哥的一些回憶,以作補充。大哥生于1930年,上世紀三十年代村中發生的事,他已略有記憶。有關兩村的糾紛和械斗,他記得以下幾事。

   一是,某次,我們三叔公的三位兒子茂叔、國叔、好叔在田里勞動,不知何故與上村人發生糾紛和打斗,三位叔叔均被打傷,被送到我爺爺家 ,因傷較重,后又送至縣城醫治,再回我家療傷至恢復。這事大哥親眼看到。

   二是,某次,兩村械斗,上村被打死四人(我村傷亡不詳)。上村人將四具尸體抬到我村的村口閘樓前,示威一周,村民都不敢經過。這事大哥又親見了。

   三是,某天,大哥與比他大一歲的九叔(本名陳象殷)從新洲小學放學回家,路上遠遠見到陳大淮一行人對面而來,兩小孩驚得奪路而逃,一直逃到鄰村我五姑家,住了一墟即五日,待家中大人來趁墟才敢隨大人一起回家。這事,大哥仍記憶猶新。

   四是,大哥在新洲小學讀六年級那年,恐是四十年代初,小學的校長是陳大淮的兒子陳典瑞。陳典瑞在廣州讀過師范學校,學體育。那年,他兒子滿月,擺滿月酒,請許多人去飲酒,大哥也在被請之列,還到了上村去參加飲宴。大哥說,此事說明,兩村已經和好。

   五是,抗戰勝利后,大哥已在廣州讀書,1949年暑假回鄉,遇到舊同學黃德基,勸他加入共產黨游擊隊。大哥沒有答應。可知當時新洲一帶有共產黨的游擊隊在活動。順便說說,黃德基當時是個有錢人家的子弟,但他參加了共產黨的游擊隊,解放后曾出任陽春縣農業局局長。

   六是,不久,大哥就知道了新洲的一場“戰事”——共產黨的游擊隊圍攻鄉府。人數槍支數不詳。其時,鄉長是一位信宜人黃若清(信宜人移民新洲不少),手下有鄉丁七八人,憑借著鄉府的 一幢三層高樓,游擊隊竟也久攻不下,反而犧牲了四人。今天,新洲鎮有一座革命烈士紀念碑,紀念的就是那四位犧牲的游擊隊員。

   七是,有關陳大淮的結局。1949年解放前夕,由于陳大淮為地主惡霸,共產黨的游擊隊設伏將其抓獲,在新洲墟的“亂葬崗”處公審并將其處決。改革開放后的今天,不知對陳大 淮的定性有無改變。

     

      19389月時,我因在陽江已失業,抗日戰爭爆發不久,我才開始參加軍隊工作,來到廣州市,初在廣東省學生集訓處某中隊任司書。在廣州市淪陷日軍時,乃隨集訓生遷到連縣星子地方,時間約三個月,集訓處已結束,乃將我名字調入江西偽第三戰區第三戰干團受訓六個月,約19399月時候,派回樂昌縣第三軍訓處做見習員,我此時并任樂昌中山小學校教員職。

  

    賢慶按:如果今人撰寫回憶錄,寫到這一段,必然會大書特書,如何在國難當頭,滿腔熱血,投筆從戎,奔向抗日戰場。然而,父親是在交代“罪行”,卻把抗戰爆發,自己參加軍隊的動機說成是因在家鄉失業,不得已而到軍隊混一口飯吃。試想,父親當時已33歲,家中有父母兄妹,有妻子及一個8歲一個2歲的兒子,如果僅僅是因失業找工作,一定要跑到即將淪陷的廣州?一定要做一位隨時會戰死沙場的軍人?啊,一個可敬的動機,一個神圣的行為,就這樣被迫由自己褻瀆了。193810月,日軍北陷武漢,南取廣州,的確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翻查歷史,19381012日晨,日軍從大亞灣登陸;1021日下午,日軍機械化部隊3000余人入侵廣州,未遇抵抗,廣州即淪陷。父親當時的景況和表現,我不得而知,但他親歷了廣州淪陷,則是肯定的。其時廣州地區的軍民,惟有北撤,于是粵北樂昌便成了臨時的后方,在抗日戰爭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我想不到的還有,父親當時還擔任樂昌中山小學教員,當年在那小學讀書的少年,如今也應是70歲左右的老者了,不知可記得我父否?

 

   賢慶又按:有關此事,四叔也有補充。1938年9月,父親與同鄉黃運齊、黃恭義三人到廣州,考入中央軍校第四分校。不久,廣州淪陷,父親他們乘坐火車往韶關方向撤退。日機可能得知情報,專門俯沖轟炸那列軍車,結果,父親頭部負傷,幸而能撤退至連縣。有關他抗戰當兵的事,有關他負傷的事,他從來都沒有跟我們講過,顯然他認為是并不光彩的事。粵北地區,即使現在我們偶去旅游,也能感受到它的貧困,60多年前,可以想象是什么樣子,而父親和他的戰友們,就是在那艱苦的地方堅持抗戰,不能不令人欽佩。可惜,他不能敘述他的故事,唉,可嘆也哉!

    

      1940年約9月,我乃辭職離開樂昌和一位同鄉許剛石到浙江金華地方找莫與碩。當時莫與碩任86軍軍長職,以同鄉關系,目的是到他處找事干,即被派到軍需處任中尉軍需。1941年約11月升上尉軍需。1942年約56月,莫與碩因衢州失守,被撤軍長職,押送重慶,我此時亦離開86軍,回到曲江,回程搭乘莫與碩家屬行李車。

  

    賢慶按:莫與碩其人,在一般的名人詞典中不易查找到,我對他也知之不多,所以在我1991年底出版的《民國軍政人物尋蹤》一書中,也無法收入。19925月,我在廣州購得《民國將領錄》一書,中有他的小傳,始知他為廣東陽江人,畢業于黃埔二期,1932年任1811師旅長,1937年任98師師長,1938年任67師師長,193912月任86軍副軍長,次年3月升任軍長。父親正是在他升任軍長半年后到金華找他的。找他的原因,依然是“找事干”,而我想,跑到抗日前線“找事干”,總覺得難以說得通。至于衢州失守一事,小傳中如是說:“19426月,浙贛戰役時,陣地失防,被撤職查辦。”由此,我們起碼可以得到如下信息:19426月,國民黨軍在浙贛一線與日寇展開一場血戰;蔣介石對敗軍之將并不姑息,黃埔二期的莫軍長因衢州失守被撤職查辦,押送重慶。對浙贛戰役及衢州保衛戰我未能看到詳細的資料,父親所寫更語焉不詳,我無法猜想作為軍需上尉的父親當時的崗位在哪里,有沒有與日本鬼子作過正面交戰,但我想,作為一位軍人,在那么一場慘烈的炮火連天的戰役中,無論如何也無法置身炮火之外的。后來,我從母親的口中,聽她說起過,在抗戰期間,父親幾度死里逃生,但當時我也沒有細問,現在回想,恐怕父親于是役必逢惡戰。可惜,如今,何處問亡人?

 

在曲江逗留短短一段時間,可以說是失業,后由同學梁明介紹到第七戰區軍械處任上尉科員,僅七個月時間,辭去此職,又由莫與碩老婆唐亦真關系介紹我到廣西柳州第四戰區兵站總監部找工作,被委派去廣西田東縣第三糧庫任少校庫員職。一年過后,日本軍隊打到田東,此糧庫工作亦結束,曾一個短時間集中在田陽地方收容訓練。后來調我到后勤部兵站的第五采購組,我任少校組員,組長陳映奎,組員共約幾十人,負責補給當時新一軍等軍隊的米糧任務。抗日戰爭結束,1945年冬,我才回到廣州市。軍隊不久也北上,第五采購組補給工作也在廣州結束,人員編散,我的名字被編送到曲江一個收容總隊。這時,我既不北上,也不到曲江收容總隊報到。乃由莫與碩老婆唐亦英關系,介紹我去找道生行經理黃瑞其找工做。約1946年,我在該行任店員,后任會計,不久又兼任副經理,有過三百元港幣拿出作搭檔買賣。這是我離開軍隊,又轉入商業的歷史過程。這樣干過偽軍隊工作,作威作福,高高在上,欺壓人民,又轉入商業買賣,有過剝削行為,均是我的罪過,應該向人民低頭認罪的。

 

賢慶按:在幾乎整個抗日戰爭期間,父親都參與了,雖然他所擔任的工作是軍需后勤,但在抗日戰爭那艱苦的年代,中國軍隊,無論是國民黨的還是共產黨的,都不可能有舒服的日子過。其時任廣西后勤司令的,就是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蔣公子也要參加抗戰,雖然他在廣西也搞出些桃色事件,如結識了章亞若,生下了章孝嚴和章孝慈兄弟。

 在抗日戰爭期間,父親會不定期地寄信或打電報回家鄉報平安。但是,由于是戰亂,郵路不會很暢通,有時家人會很久也沒有他的消息。大哥記得,1943年,即他13歲那年,父親從江西到廣西后半年也沒有了消息,祖父很是擔心,到盤皇廟中求簽,結果求得一上簽,前兩句為“青山綠水有奇逢,漫道雞鳴報曉鐘(后兩句大哥忘記了)”。解簽者說,父親還活著,不久便會有消息。祖父很高興,逢人便講這喜訊。果然,兩天后,父親報平安的電報即到。

 由于這是一份交代“罪行”的材料,而不是個人的回憶錄,因此,我們無法看到在抗日戰場中應有的哀傷,慘烈,悲壯等場面。解放后,有一條政策:參加 過抗日戰爭而沒有參加其后三年半內戰的國民黨軍人稱抗日軍人,不作壞人論處。因此,父親直至文革前,也沒有遇到麻煩,盡管他并不以此為榮。如果抗戰以后,仍留在國民黨軍隊,參與打內戰,那就罪過難逃!那怕你僅僅是個士兵,也算作反動軍人,幾乎永世不得翻身。是什么原因使父親既不北上,又不到曲江收容總隊?這個問題,他并沒有說清楚。如果是不大老實的人,在此可大做文章,比如說,不愿幫助國民黨打共產黨呀,早已看到國民黨的腐敗末落呀,等等。但是,父親在這個問題上完全沒有說明原因。在此,我想引出我的母親,或許她能回答這個問題。

我母親名叫關子高,小名叫阿杏,又叫翠薇。陽江縣三山鎮烏石墟關屋寨人。聽到這個地名,似乎可以感覺到這應是一個比較貧窮落后之鄉。據我了解,關屋寨的鄉人是在明末清初時從陽江縣的平崗鄉遷來的。大畫家關山月就是平崗人,所以,關屋寨的人認他是同鄉及親戚,是有道理的。遷到關屋寨的關姓一支是四兄弟,為關文龍、關文虎、關文超、關文輝。其中,文超公和文輝公的后人為眾多,按輩分排列是恒、從、嗣、子、可、克、家。到了我們的外公,是“嗣”字輩。外公名關嗣煥,其長兄名關嗣熾。他們的堂兄弟,還有關嗣興、關嗣苓、關嗣耀等。“嗣”字輩之后是“子”字輩。母親關子高,有三個弟弟,即關子煌、關子英和阿貴(輩分名不詳)。他們的堂兄弟姐妹,還有關子輝、關子偉、關子成、關子漢、關子棠、關子蔭、關子仁、關子韶、關賽瓊、關碧仙、關小玲等。

母親生于民國元年,即1912年,比父親小7歲。1928年,母親16歲那年,嫁入新洲鎮沅嶺村的陳家。當然,他們的婚姻,是舊時代的包辦婚姻。據母親說,她只是在一次趁墟之中遠遠看過未來丈夫一眼,容貌并未看清,只知道他高高瘦瘦。1930年,我大哥出世;1936年,我二哥出世。這8年間,父親常在外,夫妻倆聚少離多。1938年,父親又參加抗日戰爭 。而抗戰期間,父親未能回家一趟,以至家人以為他早已戰死沙場。這另一個7年當中,母親在家鄉帶著兩個孩子,又要參加各種農活,完全可以設想她是多么的辛苦!

 我們的外公關嗣煥,原是一位中醫,經常外出替人治病。1942年,家鄉一帶霍亂流行,外公到良洞鄉行醫,不幸自己也染上霍亂。回家后,又將病傳染給外婆和母親10歲左右的小弟阿貴。結果,三人先后病亡,家中只剩下母親兩位弟弟關子煌和關子英,家道也完全衰落。此時的母親住在沅嶺的陳家,應該還要關照娘家中的兩位十來歲的弟弟啊!

大約1945年底,母親得知父親已回到廣州,她不顧家人的反對,硬要到廣州“千里尋夫”。 其時,我三叔是“水客”,即小商人,以船運方式往來于新洲與廣州等地。母親先求三叔帶大哥到廣州依靠父親。三叔答應了,于是,1946年,16歲的大哥到了廣州見到父親。其時父親住在西關多寶路昌華街。后來,母親又要求帶二哥一起到廣州。但是,祖父祖母不同意,因母親是家中的主要勞動力。后母親向三叔哭訴,我三叔同情她,大概也說服父母,帶著我母親與我的二哥又是水路又是陸路的趕往廣州。據母親說,當時她是一路哭著去的,因為家鄉已傳言,說父親早已拋妻棄子,在廣州另有家室。母親說:“到了廣州,如果真的這樣,他又不肯認我們母子,我們就投珠江河!”當時的情景,大有悲壯的色彩,不知時已10歲的二哥可有記憶。我記得,母親說過,解放前,她看過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在戲院中她邊看邊哭得不能自已,她曾以為父親就象張忠良一樣拋妻棄子的。

他們到廣州后,找到了父親,情況并不象傳言的那么壞,父親在外多年,并沒有拋妻棄子,另組家庭,也不至于無情地不認母親和二哥。據母親說,正因為家人來了,他也不便再北上,于是放棄軍職而經商。不管什么原因,父親幸而沒有參與打內戰,不然的話,后果會更糟糕。母親和二哥到廣州后,父親又在中華南路(現解放南路)石亭巷覓得一處房子居住。后來又在泰康路太平沙住。父母總算團聚,過上了較為安穩的生活。

大約六十年代初,某天,我們家突然來了一位頭發胡子也白了的男人,和父親說了半天的話,隱隱約約中我聽到一些關于打仗的內容,令已升上初中的我很感興趣,就象聽戰斗故事一樣,但急得在旁的母親常打眼色制止他。他在我家吃了一頓午飯后,便離去了。我曾問父母,他是什么人,他們只說是舊朋友,我也沒有再追問。后來,我才知道他就是父親在上文中提到的,為父親介紹過工作的朋友梁明。抗戰勝利后,梁明隨部隊遠赴東北,參加了內戰,官至上校師參謀長,結果,在遼沈戰役中戰敗,其部隊幾乎全軍覆沒,他僥幸被俘虜,其后在戰犯管理所關押改造了十幾年,方才釋放。可以想象,如果父親當年也隨部北上,結果肯定或戰死或被俘,幸好這一切都沒有發生。

順便也說說,梁明其后的情況。梁明釋放回廣州后,由于妻子在解放時已跑到香港,他在廣州已沒有親人,只有寄居在東華東路的一位親戚余立鐘的家。余也沒有工作,后兩人到了嶺南街的勞動服務站下屬的一家生產暖水瓶殼等的小工廠工作。由于梁明有文化有技術,還成了“師傅”。文革之初,大哥的女兒滿月時,父親還請他來吃過飯,但其后,就不知能否熬得過那“急風暴雨”了。

回頭還要說說莫與碩其人。前面提過,衢州失守,莫軍長被蔣介石下令押赴重慶,撤職查辦。到抗戰勝利后,蔣介石又派莫與碩隨張發奎等赴廣東接收。我父與莫與碩是同鄉,又曾是他部下,按理說跟隨其麾下,借接收之機,完全可以大發其財。然而,父親似沒有走這條路線,只在莫夫人的幫助下,在一小生意行當個職員,再升會計,最后僅以3百港元資本入股而兼了個副經理,似乎太不會抓住機遇了。不過,也正因為如此,父親也逃過一劫。莫與碩到廣州當了接收大員后,則大肆貪污 。有關莫與碩的貪污問題,我也看過一些資料,一說受其部下貪污牽連;另一說,他將一批武器賣給了共產黨游擊隊。不管怎樣,19469月,蔣介石下令逮捕 莫與碩。一年后即19479月, 黃埔二期的莫與碩中將被國民政府主席廣州行轅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執行槍決。看來,蔣介石也容不得部下大肆貪污,如果我父追隨莫與碩,不知會有什么惡果。

 

1946年起,道生行是做雜糧生意,由其經理人黃瑞其作主意,我是以會計名兼副經理職,有時也搭檔買賣,雇有工人六七人,直到將近廣州解放時,資金已全部由黃瑞其搬走了,黃瑞其也跑到香港去(黃原是華僑),道生行就這樣結束了,只剩下一個竹杉倉庫,在六二三路沙基東約9號。

1950年起,由道生行幾位未有離開廣州的工友,商量將剩下的那個竹棚倉庫改名永生倉庫,開設儲貨業務,推由我代理資方,大家均無拿出資金。由于生意出入多,乃可以將收入維持幾位工友的生活,幾年間如是。到了1954年,因政府要征收這個竹杉倉庫,乃在無法繼續的情況下又結束了,只將所有家具等物沽清,作遣散費給工人。我亦于此時由廣州北區民政科介紹入烈軍屬紙袋廠工作到現在。

 

賢慶按:我讀書及工作的時代,常要填表,表中必有家庭成分一欄,那時的要求,是要填父母解放前三年的身份,作為自己的家庭成分。我該填個什么?按我父親大概的提示,我有時填個“職員”,有時填“小資產者”,有時填“資方代理人”,總之,我也不知那個為準確,即使現在看了父親的敘述,也還不能確定。不過,應該承認,我家在1946年到1954年這段日子,生活會比一般的勞動階級好一些,但也僅好一些而已。19484月,我已降臨人世,但1954年以前的事無法記憶起,只是公私合營時那一幕,還有一點印象,就是商店門口不時敲起鑼鼓,燃起爆竹,我想,這大概就是永生倉庫結束的那段時候。

 

我有四兄弟,兩個妹,妹早嫁給人,三弟陳象瓊在鄉,土改時評中農,已病死;四弟陳象榮,解放前在新洲做生意,解放后走到香港;尾弟陳象殷曾在海南島讀書,解放海南島時,他隨學校轉到臺灣,聞現在在臺灣教書,與我沒有通訊,過去只由四弟轉知過他的生活情況,也轉來一個相片給我,說他在臺灣已結婚。又在港的四弟,1960年前后,曾寄給生油幾罐及面粉胡椒藥材等給我。又在廣州時,還有堂弟一人叫陳象驃,過去讀書時期和我一起住過,解放后,他已離開,現在在廣州化工廠工作。又有外甥一人,名叫戴伯明,在廣州某小學教書。我有長子陳賢俊,廣州解放后即參軍赴云南,后轉業,因犯錯誤,被勞教過一個時期,下放到農場,于1962年時請假返廣州后,申請調回廣州,后只批準將戶口,糧食等關系轉回廣州入戶,已由勞動局安排在街道服務站工作。又次子陳賢杰,于1952年參軍去北京,后轉業南京地質學校教書。又三子四女,均已于1968年支農到了徐聞和海南島,此外無家鄉關系人在廣州。

 

賢慶按:以上兩段,是交代家庭成員及社會關系,雖貌似平淡,但其中的信息量以及可挖掘的東西還是不少的。在1952年土改時,在祖父、祖母雙雙上吊自殺之時,他們的女兒、我的五姑陳象芳,當時已嫁到鄰村青嵐鄉,也遭受同樣的命運,也被迫上吊,后被年幼的兒子救下,茍活至今。他們的兒子、我的四叔陳象榮,自知留在村中只有死路一條,唯有先于某夜乘船出逃,先逃到澳門,最后逃到香港,才保住性命至今。他們的兒子、我的九叔陳象殷,1949年20歲時在廣州讀書,讀的是長白師范學校。“長白”就是“長白山”,遠在東北。長白師范學校原在東北,因戰事南遷至廣州,后再遷海南島。海南解放時,我九叔隨學校再遷臺灣,從此一水隔天涯,但起碼能活到現在。如果留在鄉中,姓命可否保住?

1975年6月,就在去世前5個月時,不知是否冥冥中有所預感,父親寫了一首《月夜遠懷胞弟們》的七律詩:“萬水千山隔幾重,弟兄分爨各西東。已無雁字朝朝過,只有嬋娟處處同。老死百年休問訊,今生半世未相逢。平安傳語憑誰報?愿拜長空任好風。”其中“老死百年休問訊,今生半世未相逢”兩句,讀來催人淚下。

此外,父親提到的堂弟陳象驃,是父親的七叔陳典華的兒子,解放前到廣州讀書,也住在我們家。解放后,在廣州化工廠工作,娶妻生一女二子。后其母即父親的祥嬸(七不吉利,鄉下人改“七”為“祥”字,故稱祥嬸,我們叫祥婆)也到廣州幫忙帶孩子,住離我們住的越華路不遠的吉祥路。其弟陳象驤則仍留鄉間務農。

外甥戴伯明,其母陳象蘭,是父親二叔陳典雅的女兒。民國12年,即1923年,新洲時有盜賊土匪侵擾,二叔公參與保衛家園,中槍去世。二叔婆守寡,只得一女,于是,她的堂哥即我們的祖父就讓她從三子象瓊或四子象榮中任選一人過繼為兒。二叔婆就選了我們的三叔象瓊。再說大姑陳象蘭,后來嫁給新洲圩的戴貴(讀書后取書名戴威盛,老年時,鄉人都叫他“老戴貴”。戴貴姑丈有文化,在新洲圩有一鋪,專給鄉人畫相,畫廣告。抗戰勝利時,繪了一幅蔣介石的巨大的畫像,掛在鄉政府樓上,慶祝勝利。我1972年第一次回鄉時,也見過他,他在圩場自家屋前擺了一個鐘表維修鋪位。他家是鄉人趁圩時的一處落腳點。戴伯明是第三子,解放后到廣州讀書。畢業后在某小學教書,娶妻生二女,住西關恩寧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一家在廣州,就主要有這兩家親戚。因為是交代材料,這些事父親也不能隱瞞。

我的家人1946年后從家鄉來廣州,兩個兒子都在廣州讀書,1948年,我父親自鄉下多次來信,催我們回去一趟,我和我們的兒子都不同意,因為當時我自己也沒有什么錢,兒子又還年輕,正在學校讀書。但是年冬天,我父親乃隨鄉人來到廣州我處,要叫我們回去。我們沒辦法,經答應到時一定回去,他住了幾天,才隨鄉人走了。1949年初,我乃和家人大小四人,回鄉下去,一周后就出廣州。這是我離家多年第一次回去,此后再沒有回去過。

 

賢慶按:這一段,是父親交代離家十多年,才回家鄉一次,在家時間也只有一周審查這材料的“造反派”,恐怕會忽略這段文字的內中隱情,以為我父親只是強調當年不得已回鄉的原因。但是,如果我們細心一些,就會發現其中的奇異之處:“1948年,我父親自鄉下多次來信,催我們回去一趟,我和我們的兒子都不同意”,為何祖父要多次來信催他們回去?又為何“我和我們的兒子都不同意”?又為何“是年冬天,我父親乃隨鄉人來到廣州我處,要叫我們回去。我們沒有辦法,經答應到時一定回去,他住了幾天,才隨鄉人走了。”既然祖父已到了廣州,見到兒孫面,為何硬要他們回鄉一趟?其實,里,父親是隱瞞了一樁事!原來,祖父在鄉間包辦婚姻,當大哥12歲時,已經給他說合了鄰村的一位李姓女孩。到大哥在廣州讀高中、還只有17歲時,祖父便逼他回去成親。祖父的目的很明顯,也很簡單,就是快些當太爺!這事,遭到我父親和我大哥的反抗,但顯然反抗無效,只得“1949年初,我乃和家人大小四人,回鄉下去,一周后就出廣州”。我父母的婚姻是祖父包辦的,現在,他又包辦大孫兒的婚姻。封建時代的封建家長包辦婚姻,造成了無數的家庭悲劇,大哥的首次婚姻,也是以悲劇結束。

另外一事,我至今仍覺奇怪,為什么194910月廣州剛一解放,父親就讓才在一起生活了幾年 、當時在鄉下已有妻子的18歲的大哥去參軍遠離家鄉?須知當時粵西,廣西,云南等地均未解放,惡戰仍頻。我記得母親說過,有一回,父親帶我們去看電影《山間鈴響馬幫來》,父親告訴母親,大哥去的,就在電影中的地方,母親當時幾乎暈倒!此外,1952年,抗美援朝仍未結束,父親又為什么舍得再送當時僅16歲的二哥去參軍?是為了解放人民,保家衛國,還是有什么隱衷?有關這些疑團,我曾詢問過大哥,大哥回憶,父親當年也實在沒有什么隱衷,因他曾參加過抗日戰爭,深知保家衛國的重要,他并沒有黨派之見;同時,大哥也說,在父親的心目中,他認為“當兵——當官”應是男人的一條出路,所以,送二子參軍也就不是很奇怪的事了。

此時同大哥一起去參軍的,還有我們的堂舅關子棠,又名關納勛,他們一起到了云南,后又專業在昆明工作。2018年7月,我和妹妹專門到了昆明拜訪他。意外地還見到了他的弟弟、1939年出生的關子韶堂舅。從子韶堂舅那里,我們得知了不少陽江關屋寨的舊人舊事。

然而,當兵是否就能當官?二哥還算幸運,隨部隊到了東北沈陽后不久,朝鮮戰場停戰,其后,他被送到北京軍委測繪學院天文大地測量系,1955年畢業后分配到南京地質學校當教師至退休。但是,大哥就沒那么幸運了。大哥遠赴云南后,曾在軍政大學、昆明步兵學校等進修,在部隊中曾任班排長、文化教員等,似乎真能當上“官”了。1955年,部隊要他復員,后未進行;1956年,變為“轉業”,檔案已調回廣州。如果這時,大哥回廣州,人生之旅又會完全不同。然而,此時,上級說,整風運動開始,云南地方需要干部,可否留下,大哥便老實地“服從組織安排”,轉業到云南文山地區丘北農場(勞改農場)當勞改干部、場長秘書。但1957年“反右”時,即因場長的牽連,被打成“右派”,由勞改干部一夜之間變成勞改對象!由爺爺包辦娶回的妻子,此時已在廣州工作,也只得離婚。大哥在勞改農場經歷了59、60、61幾年的大饑荒,死里逃生,到1962年,才以一無業游民的身份返回廣州,不知親手送他走上從軍之路的父親,內心又如何?我當時年紀尚幼,未能深切體會,只知道大哥是父母尤其是母親最牽掛的人,不過,又是母親最惱怒的人,因為她認為,大哥落難云南,是他自找的,因他轉業時是可以回來廣州的,當時大嫂已到了廣州東圃工作,但是他偏不回!最近,我問過大哥,他承認,抗拒爺爺包辦的婚姻,也是其中之一的原因。哎,這一切,是時也?命也?

大哥在回廣州之后,由于還戴著“解除勞教人員”的帽子,沒有正當職業,什么苦力都做過。后來,還是父親想到辦法,使他的日子好過些。1936年,父親在石侖村學校教書,當校長,認識了該村的鄉紳梁宗毅,他與前面提到的梁明是叔侄關系。梁宗毅的大女兒梁昭文,比大哥小一歲,與大哥都在那學校讀書,兩小無猜。1946年后,梁宗毅也到廣州做生意,和我家關系密切。梁昭文也到廣州讀書,與大哥來往更多。據大哥回憶,他們曾到永漢戲院看電影,大哥還借了她家的留聲機等。那時,讀初高中的大哥對梁昭文已產生朦朧的愛意,無奈他是有婚約之人,不能大膽吐露心聲。解放前夕,梁宗毅感覺不妙,即出走香港,留下一些親人在廣州,包括五姨太、六姨太,以及女兒梁昭文、兒子梁德衡、梁德周等。數十年后,大哥曾了解到梁昭文曾在中山縣當過醫生,但已無從尋找。五姨太,我們稱其為“五嬸”,解放后經父親介紹,在父母的工廠工作。當大哥回廣州,沒有正當工作,沒有固定收入時,父親無意中了解到,五嬸的兒子梁德衡、梁德周學會了做機械木模,在街道工廠工作,收入不錯。于是,請求他倆收我大哥為徒,好讓大哥也有一門謀生的手藝。兄弟倆當然同意。于是,大哥便拜比他小十來歲的兄弟倆為師,刻苦學習一般木工也不一定懂的機械木模技術,由于他畢竟是位高中學生,又在軍政大學昆明步兵學校進修過,最終讓他掌握了這門技術,景況才有了好轉。文革初期,父母甚至還要我也向大哥學做木模,將來好有一技之長。這事,在我的《仙樂風飄處處聞》一書中有詳細的敘述。2015年,梁德衡遠在美國的女兒看到《聚賢茶室》中的文章,發來郵件與我們聯系,大哥才得知梁德衡已經去世,梁德周去了美國……

還是回到父母親那里。因為兩個兒子都參加了解放軍,父母親得以被廣州市民政局安排在“烈軍屬紙袋廠”工作,父親當會計,母親當工人。“烈軍屬紙袋廠”后改名“烈軍屬包裝廠”,文革時改名“東升包裝廠”。該廠離我家不遠,從廚房的后窗可以看到廠房。說是包裝廠,實際上工人所從事的是最簡單又最骯臟的勞動,將用過的水泥袋,能補的就用漿糊補好,不能補的就拆開再拼湊,那水泥灰塵的污染可想而知。母親沒有得到塵肺病已算奇跡!我母親和其他的軍人父母,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干了十多年,月工資大概三四十元。

以上僅僅是父親交代了他的歷史和社會關系,還沒有交代他的“罪過”,以下部分,我們可以看到父親所做過的一些壞事,錯事。

 

我在陽江縣中學讀書時,約1928年暑假,曾集體加入國民黨,亦到過大溝圩區黨部選舉過代表二次,這是參加反動組織的行為,過去雖沒有擔任過黨務活動,但已犯了罪過。

過去我擔任新洲鄉小學校長兼新洲鄉鄉長時,約1932年,主持制定圩規,攤規,收取保護費等,這高高在上,魚肉人民,剝削敲詐,犯下種種罪惡,應該向人民低頭認罪。

又我在新洲鄉任校長時,曾代表列席參加沙新公路董事會議一次,會場地點在臺山沙頭沖小學校內。

1933年,我到廣州投考過南京中央軍校第10期學員,雖讀了十多天即申請退學回廣州,但投考反動軍校,又犯下罪惡。

我于1940年,在任86軍軍需處中尉軍需時,由軍需處處長葉其中派我負責并和兩位軍需處科員,押運一批軍米約8條小船幾十包,由浙江諸暨地方,經過日夜三天水路運到楓橋鎮,賣給私商,所得的款項,均由我親手如數交回軍需處長收了,后來他們怎樣處理這筆軍糧款呢,不用說,他們是級級分肥的,這可見國民黨軍隊的貪污腐敗,但我作為是個經手人,干了這樣對人民不住的壞事,當時是由于我的濃厚的資產階級思想作怪,自己以為上級信任我,給予我任務,我一定要拼命去干,對我的升官發財夢,是有好處的,絕無想到自己是做了走狗,替剝削人民的人去賣命,死也輕于鴻毛,今天以毛主席的光輝思想檢查自己,鞭策自己認識過去。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適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錯誤,一定要改正,這就叫向人民負責。”想想當時在抗日戰爭時期,軍糧是出自農民,來自人民,竟被那殘酷剝削人民的軍閥官僚們趴空吃空,尅扣肥私,在我則經手買賣,這個行動,既談不上向人民負責,更談不上適合人民的利益,只可以說是人民的罪人。

 

賢慶按:集體加入國民黨,這是當年很普通的一件事,學生、職員都會或要求或被迫加入。身為鄉長,制定鄉規民約,參加某些會議,是很應該的事,談不上罪過。唯有賣軍糧這件事的確是做錯了,但父親身為下級,也很無奈,更何況他并沒有分到錢。父親的檢查也夠深刻的,有分析,有引用,有反省,如果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過去的檢查交代是怎么寫的,那么,這一段可以作為范文。

 

1941年,約56月時,86軍軍需處長葉其中派我到尤游地方,協助何瑞斌受理服裝倉庫工作,時間僅三個月,由于我的自私自利之心抬頭,多用多拿的作風,干了不少壞事。賢慶按:沒有具體內容同年又調我到金華86軍后方辦事處。該處主任梁紹棧又派我和一位職員譚海到江西鷹潭地方押送軍糧,直由火車運到安華地方堆積,時間經過1個月后,結果也由我經手賣給私商,得款乃如數交梁紹棧收了。這又是一次做了走狗,還不知羞恥,自以為得意,其實是對人民不住,對國家不住的事情。今天用毛主席的思想對照檢查,應認識過去,向人民低頭認罪。

 

又一次1941年冬,我在衢州警備司令部(86軍軍長兼任司令),我任上尉軍需時,曾為莫與碩老婆唐亦英私人買到風箏牌臘?(賢慶按:此字辯認不出,肉?腸?燭?)兩大箱,唐亦英曾送我一些用費。她把這兩箱臘?運到地方私賣,獲利不少。

1942年莫與碩軍長被撤后,已退卻到福建三甫城地方,曾派我協助押送火水,電油等軍用品私運永安后方辦事處,這是國民黨貪污腐敗,我作為押運員,現在檢查起來,真是慚愧萬分。

1943年,當我轉到廣西田東糧庫工作時,那時我是個少校庫員,滿腦子是濃厚的資產階級思想,只知道如何對上級好好地工作,對于對不住人民的事,絕不過問,所以樣子是很努力的,協助當時糧庫庫長黃國興,勀扣交糧的農民,大稱入,小稱出,這是我對人民不住,應向人民低頭認罪。

在抗日戰爭結束時期,我由廣西梧州隨軍回到廣州,采購組即在廣州結束,軍隊又已快北上,那時我曾和新一軍士兵私買絨被軍服等,這是我自私占大便宜的壞事。這時正是我的家人兒子等來了廣州,自己的思想就自私自利,想到要解決住的問題,因此又于此時托人向廣州軍政特派員公署取了封條一紙,封了解放南路石亭巷10號三樓居住(全樓還有許多陽江同鄉居住),一直住到1950年尾。解放后,政府要征用該屋,乃遷出去。我這樣憑借人家勢力關系,干出如此壞事,是對人民犯下罪惡,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從無半點想到和認識還有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是無處居住的,要露宿街頭,這種行為作風,是對人民犯罪。

解放前約1947年,我擔任過陽江同鄉會理事,參加過選舉理事長等會議,我一般負責聯絡同鄉的工作。 

 

賢慶按:以上,均是父親將二三十年前的壞事強行挖出,這些事,都是他作為國民黨軍隊中的一位下級軍官不得不為上司作的事,唯有抗戰勝利后,私賣一些絨被軍服,以及封屋自住,是自己的主張了。父親抗戰近8年,回到廣州后,連住的地方也沒有,如果是他一個人,還好解決,但此時我母親帶著二哥“千里尋夫”到了廣州,非得想法找個地方安頓不可了。不知是否借助莫與碩的權力,父親弄到一紙封條,封了一幢據說是漢奸的屋子,大家才有了安身之所,而這幢屋子,也是我的第一個居所。

父親在廣州安居,不忘家鄉的親人,尤其是年輕人,因他自己就是一位窮學生出身,深感知識的重要性。當時,陽江人陳家驊當廣州市教育局長,父親與他相識,父親便介紹不少家鄉青年人來廣州讀書或教書,除了我們的大哥、二哥,還有九叔陳象恩、四舅關子英、堂叔陳象標、表哥戴伯明,還有林立偉、姚朝章、程鐵就等。父親擔任陽江同鄉會的理事,陽江親戚如關子輝、關子漢、關子蔭、關子棠、吳國麟、吳國信等也以父母的住宅為安身處或聚會點。父親還以他傳奇的經歷以及正直的人品成為同鄉青年人學習的楷模。 

解放前道生行曾參加房屋買賣等,但生意均由經理黃瑞其主理的。我亦曾介紹黃瑞其去陽江走私偷運鎢礦,但后發現堵截嚴密不成功。又道生行還辦過水晶石,是準備運到香港賣,后因質量不好,是被人瞞騙的,水晶石已失散了。這種種都是非法行為,對國家不利的事情。

我原有曲尺小手槍兩支(一支已壞不能用),解放后不久,即上交給沙面派出所,由該所關子漢接收,那時在場的有道生行工友許蘇。

解放后,我還保存有以前我在陽江縣中學校的畢業證書,及委派我任校長的文件,這些東西都印有國民黨黨徽,我對這些舊東西當時認為是一種學歷證明,所以長期未作清理,這是我反動本質未有改造的表現。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清四舊時,這這些證書才由革命群眾清去。今天檢查起來,對過去那種舊思想遺毒之深,十分痛恨。

 

賢慶按以上數條,讓人的感覺就是無事找事寫,但在當時,有的又是很嚴重的問題,如畢業證書上的國民黨黨徽!

 

唐亦英,我在解放后已不知她個人情況,但在大約1960年時,她在廣州,曾到我家兩次,一次是拜年經過,她還帶著細女兒來的;另一次留她食過飯,她說是在政協內參加工作,現在不清楚此人。

 

賢慶按:莫與碩夫人曾兩度來我家,其時我必然在場,但可能我當時尚幼,似沒有一點印象。我父與莫夫人應算患難之交,如果是在正常的人際關系的社會里,兩家會有密切來往,但在那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有什么人情可言!

 

我有大兒子陳賢俊,于1949年參軍,一去13年,從未返家一次。他在13年中,也犯過錯誤,受過處分,轉業到農場,遭遇很困難,所以他才于1962年請假40天回廣州。在回來之后,我就不愿兒子再去,因此就以家長地位建議他向上級申請調回廣州。后來搞了6個月手續,才批準作自動離職,將他的戶口糧食關系轉回廣州入戶。這件事雖然是兒子自己切身的事,應自己作主,但畢竟我作父親者,是有過拖兒子后腿的,使兒子做了逃兵,我是不應該的。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總認為兒子讀過書參軍,是可以做官的,這是沾染了大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毒素,以后要洗掉我頭腦中的舊思想,永遠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澤東思想,忠于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才是我的出路。

 

這一段,真是可憐老父心!送子參軍,原指望他有出息,誰知這位部隊中的杰出軍官,轉業后的農場秘書,卻栽在“右派”這個罪名上,從此受苦受難,直至八十年代方能解脫!試想,如果當年不是父母“拖后腿”,將戶口遷回廣州,再過幾年,即逢文革,大哥在云南能逃過此劫?!至于父親在檢查中拉上劉少奇來墊背,這在當時是流行的做法,誰叫他在中央全會上被除了陳少敏之外的全體中央委員一致舉手通過永遠開除出黨?最后的三句“忠于”屬排比句,如今的年輕人可能感覺有點怪,但那是當年著名的“三忠于”,不能顛倒,更不能寫漏字!唉,不談也罷。

 

我有一位妻舅,名叫關華勛,原在廣州河南大塘文化站工作。他在1958年被劃右派,曾送去勞動教育。1962年放出來后,亦回大塘入戶,但他是在市區做建筑工作,故在1966年以前,他經常上來廣州市,都是在我處住宿及食飯。有一次大約196656月間,他在東山區某建筑工地工作報告時,大塘有電話打到倉邊派出所找他,曾叫我找著他叫他回去開會。此后約19669月曾被送回鄉下,不久,他帶有大隊證明出來,一樣做泥水工,并在大塘派出所申請入戶,經過幾個月不批準,又要他回去,回去他又出來。我知道這件事后,曾多次勸導他回去參加農業勞動,以后也不再到我家。自去年56月之后,沒有見過他,不知他的下落。但過去他常到我家,我是犯了窩藏罪,確實不對,公安六條有規定,這樣的人是不能亂說亂動的,我應該有此認識。

 

 賢慶按:又是“右派”!可怕的帽子!我們的四舅,本名關子英,本是個正派的,有為的人,解放后在廣州大塘文化站從事文化工作,結了婚,生了子,然而,一場“反右斗爭”,卻徹底葬送了他的前途,工作沒有了,戶口沒有了,還弄得妻離子散 。文革之前,作為他的姐姐和姐夫的我的親父親,還可以接濟他,幫助他,然而,文革到來,我父親也變成“牛鬼蛇神”,自身難保,如何顧得他?1966年9月,他被遣返回到離開十多年的家鄉,在那窮鄉中他只身一人如何生活?鄉下也不收留他 ,他只得又回到廣州。后來聽母親說,某日,走投無路的四舅通過他人,偷偷通知我母親,到街外見上一面,作為告別。母親含淚將身上的10元錢給了他。幸而,后來四舅偷渡香港成功,不然,他如何熬得過文革這一劫難?!至于“公安六條”,我已幾乎淡忘,現在看到,又想起那可怕的東西,那是用來專治“牛鬼蛇神”的,不準他們“亂說亂動”。我四舅的遭遇,我是親眼看到的,只不過那時還年輕,感受不深,如今看了父親這一段敘述,不禁悲從中來,為九泉之下的四舅垂淚!

 

解放以后,我是由北區民政科介紹入廠,長期在廠擔任會計工作,因為我的反動本質未改造好,舊頭腦,舊思想,所做的事未能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工作拖拉尚且磨洋工,而且經常在辦公室說古講怪,談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等,都是違背了毛主席的教導,沾染了劉少奇大叛徒內奸工賊的毒素不少,是對國家對工廠造成很大損失。例如說廠長張福海是個有能力的人,事實證明他已是貪污份子,叛國份子,竟還說他對廠的發展有功勞。又如說過上繳利潤百份之九十給市政府,說這樣做法廠里不久就會空了。又如對我廠出納元竹君差錯數十元的帳目,未能認真協助計算。又如外來單位來廠了解并要查看過去的來往帳目時,也未能盡到應有責任協助等等,這均是我在廠任會計時的過失。我是國民黨的殘渣余孽,屬公安六條中的罪人,過去自己不知,又不講自己身份,1963年一次,代表(?)上臺領獎;又1958年一次 開大會時,擔任過(?)委一次,今天檢查起來,自知不對。1960年我有份參加過廠的業務人員到東堤開會,分到開會工資多次,這實在不應該的。

 

賢慶按:上述一段,是父親交代在工廠工作時的罪行,但都是些可笑的“罪行”。廠長張福海也是文革中挖出的“壞人”,我父怎有遠見?不談也罷,但說自己“工作拖拉尚且磨洋工”,這肯定是不對的,因我親眼所見,父親是個忠于職守,一心撲在工作上的人,這一點,母親也常常抱怨他。說自己“在辦公室說古講怪,談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這一點,我則相信,父親是個文人,對中國古典文學有濃厚興趣,常談論這些是不足為怪的,只不過,誰知道這也是“犯罪”? 作為市民政局屬下的一個小廠,利潤本來就不會多,還要將百分之九十的利潤上交給市政府,這實在是很過分的,父親對此表示了異議,這其實并沒有錯。沒有協助出納復查幾十元的帳目差錯,是不會的,查不出是可能的。外來單位查看來往帳目,父親說“未能盡到應有責任協助”,也是無事找事說。至于他說到“不講自己身份”,去領獎,去開會,擔任什么委,則反過來說明他是廠里的積極分子、骨干力量

 

我以前在辦公室用玻璃瓶插有一小枝萬年青,近年來我是負責打理換水的,因為自己的舊頭腦舊思想,種養花鳥魚蟲都是錯誤的,我過去對這一點未能認識,而且我還說了壞話,放毒。我說這枝萬年青好,工廠就有錢賺,這就是抹殺了黨的正確領導,以及全廠職工的努力,真是糊涂。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由于有革命群眾寫大字報講陳顯唐利用萬年青放毒,當時我回到辦公室,在急急忙忙之中,即把萬年青拔去,并講了兩句“鏟除毒草,鏟除毒草”的話,旁邊有一個塑料制的毛主席像掛著,我此時是對著毛主席像講的,造成對著領袖像辱罵,真是罪該萬死,謹向毛主席請罪,向廣大革命群眾請罪。

 

賢慶按:現在的年輕人,看了上述這段文字,你就不應該對目前我們還不夠健全的民主制度發出過多的抱怨了。上述這段文字,可以說是十分精彩的又是帶淚的一件文革“笑料”!“種養花鳥魚蟲都是錯誤的”,說句“這株萬年青好,工廠就有錢賺”,也是“抹殺了黨的正確領導”,可見文革時期的精神禁錮是何等的厲害!人民的精神生活是何等的貧乏!我父親當時的做法,用一句俗語,就是“按下葫蘆浮起瓢”,原想掩飾“用萬年青放毒”一事,結果惹出一樁更大的罪!這樣的罪,幾乎是死罪,一般不會自動承認,因旁邊有人目睹并揭發,你只好自定“罪該萬死”了。由此亦可見,文革一到來,很多人的良心已泯滅,惟有踩倒別人以自保。中華民族這一場歷經十年,后患無窮的浩劫,僅由一人一手造成,這慘痛的教訓,不知今人可有記取!

 

不久前,有個調查組到廠,一天(賢慶按: 此處有字,應是個造反派頭頭,名字辨認不出。)叫我上到四樓,那人叫我將廠的開辦時的情況,及一些業務情況材料寫給他們,我當時對他說,廠的真實材料,我無權力寫的,他又叫我靠自己的記憶,大概作口頭答復也行,因此我是按他們寫出的幾個問題,憑記憶寫出交他。這件事,我是做錯了,因為業務不能隨便給人知道,而且象我這樣的人,那有權力資格寫東西給人家呢!

 

賢慶按:這一段,給我們提供了一些信息。我父是開廠元勛,即使他成了“牛鬼蛇神”,有人要了解情況也要找到他。此外,在文革時期,有一項工作叫“外調”,即向外單位調查自己單位的“牛鬼蛇神”的情況,這次我父對付的,大概也是這類人。至于父親說“那有權力資格寫東西給人家”,這恐怕是多余的,雖則“牛鬼蛇神”不準亂說亂動,但要你說要你動的時候你又不能不說不動,那怕是亂說亂動,這就是當時的“無產階級專政”!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經過革命群眾對我的教育之后,大約196789月份,陳添福賢慶注:廠里造反派頭頭,后來又成了“小爬蟲”,即也被打倒。走到辦公室找我,詢問了解我的問題,要我寫個簡歷給他。當時我不明確,我是公安六條的人,是不屬于平反的,即寫了一個簡歷給他,但后來不見他再來了解我。而我即因為陳添福了解過我,引起我的想法,究竟象我這樣的人有沒有權利談平反呢?究竟怎樣規定的呢?所以我想弄個明白,于是寫了一個報告,直接寄到市軍管會,是想問象我這樣的人,有無權利平反。這件事后來也不見答復,我也作罷。我現在檢查起來,知道這樣做是犯了錯誤的,因為自己是人民的罪人,還詢問怎樣規定,還企圖平反,這表現我不服氣,真的對不住人民,向廣大革命群眾低頭認罪。

 

賢慶按:我原以為,父親是一個逆來順受的人,既然已到了這一步,就只有默默忍受,看了這一段,我才知道,父親也并不服氣,也作過抗爭,盡管這種抗爭是軟弱無力的。當時本來好端端的市委市政府,統統都砸爛了,換成了軍管會,象我父親那樣的“牛鬼蛇神”遍地皆是,那市軍管會會給予回信嗎?父親連這一棵最后的救命稻草也抓不住了。

 

我在解放后,黨和人民對我是寬大的,在解放后十幾年來,對我都有安排固定工作,可以說我是安安穩穩過了十幾年幸福生活。但我由于未能認真自我改造,一貫來資產階級思想極濃厚,反動本質原封不動,對毛主席的教導違背了,未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未能以毛澤東思想統帥行動,干過不少對人民對國家不住的事,犯了許多錯誤罪過。今天,要以毛澤東思想檢查對照自己,鞭策自己,認真觸及靈魂,在勞動中改造資產階級世界觀,爭取重新做人,爭取站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

 

這一段為結束文字。開頭一句,我相信是父親的肺腑之言。的確,解放后的十幾年,盡管也有些風風雨雨,尤其是天災人禍,但基本還是社會安定的,對比起解放前我父親那離家漂泊,東奔西走,工作無定,甚至出生入死的生活,他有什么理由對解放后的安定生活不滿足呢?至于最后幾句,則是交代材料的規范形式,父親運用得恰到好處,足見他的文字功底。

 

以上交代材料,呈交

 

東升包裝廠革命委員會

                                                   

                                       陳顯唐

                                               

                                                                  196952  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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