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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我父親的交代材料,我在引述的同時加進了一些注釋和按語。引述他的交代材料,我主要是想了解他的歷史,現在,我們都比較清楚了吧。

          我不想把自己寫作一個神童,三四歲五六歲時的事都記得清清楚楚,實際上,我只是從大哥抱著我照的一張像片上知道自己一歲前的尊容;我只是從母親的口中得知,194910月國民黨軍隊撤退,炸斷海珠橋時,差點把我從床上震下地,如果真是那樣,說不定我會變成個癡呆兒。以前我們家也住過幾處地方,但我毫無記憶;大哥、二哥參軍離家的事,我也毫無印象。我從懂事起,就發現我們家只有4口人:父親、母親、比我小3歲的妹妹和我自己;知道我們家住在越華路小東營那條巷子。

          先說說越華路。父母為何從別處搬到越華路來住,還有別的原因不得而知,但那小東營16號的屋主叫吳詹伯,是陽江籍人,應是父親的相識,因而租住了他屋子的第二層的一部分。越華路是越秀區的一條安靜的馬路,經過的車輛不多。越華路長不過一公里,東到倉邊路,可再通往豪賢路、法政路、中山四路等;西到吉祥路,可再通往中山五路,廣州市政府等;北以短短的正南路通往德宣路(后叫東風路),可再通往小北路、中山紀念堂、越秀山,廣東省政府等;南以同樣短短的廣仁路通往廣衛路,再通往永漢路(今北京路)、中山五路、中央公園等。越華路還有一條巷子,離小東營隔著馬路不遠,叫舊倉巷,可直通中山四路的城隍廟。舊倉巷內,還有一條內巷,叫炸粉街,街內還有一所小學,就叫炸粉街小學。

          我們所住的巷子何以叫小東營?原來,清朝時,越華路西段是總督衙門,東段是兵營,應該有個大兵營,我們所住的巷子是小些的兵營,故名小東營。民國時期,總督府成了廣東省政府、廣東省政府民政廳、廣東綏靖主任公署、第四路軍總司令部的所在地。日軍占領廣州時,也在此慶祝勝利。新中國初期,這里是廣東省政府、廣州市政府和警備區所在地,門牌是越華路118號和116號。葉劍英元帥就在此辦公。后來,省市政府搬離,這里就是省民政廳辦公地。當年,民政廳內還是庭院式建筑的一座大院,古樹繁多,鳥語花香,從大門進去,是一條整齊寬闊的花崗巖石板路,路中間有一座牌坊,上刻燙金的孫中山手書“天下為公”大字。當年我常經過其大門,似沒有進去過,遠望已覺可觀。綜上所述,越華路的地理位置是很不錯的。但是,數十年變遷,民政廳大院已不復存在,早被各類高樓房屋分割占據。而越華路東段,也建了不少高樓,昔日的靜謐氣氛也早已消失。

          小東營是一條普通的巷子,除了巷子兩邊的房屋,我最記得就是巷尾與錦榮街交界處有一棵大榕樹。小東營又不是一條普通的巷子,還有一點光榮歷史呢,1911年4月,黃興、趙聲等領導了辛亥廣州起義即黃花崗起義,當時他們就是把起義的總指揮部設在小東營的5號,而那間大屋子,后來便成了市級的保護文物。就因為那市級的保護文物,在改革開放后不知哪一年,我們所住的那一片房屋都被拆掉,建了一個小型的辛亥廣州起義紀念公園,擺放了辛亥志士的一些塑像。也就是說,我們的舊居已不復存在了。在小東營附近,有錦榮街、都府街、史巷,還有廣中路。這些街、巷、路,其實都是小巷小路而已。

          在越華路小東營附近,有一家幼兒園,是肯定的。因為我還依稀記得,我六七歲時,拉著妹妹的手放學回家的情景。當時我讀大班,妹妹讀小班。當年的孩子不用父母接送,早上自己去幼兒園,傍晚自己回家。

          1955年9月,我入讀廣中路小學;1958年9月,妹妹入讀越華路小學。有關越華路小學,以及廣中路小學,真有些歷史可談。越華路小學就在小東營的巷口處。廣中路小學和越華路小學并不遠,中間隔了一些房子而已。當年,我們并不了解,越華路小學與廣中路小學有什么特別,數十年后,我們才知道,原來,越華路小學,它的前身,竟然是廣州最古老的書院——越華書院!越華書院是廣州文化的發源地之一。

          越華書院建于1757年,地址在市政府后院,現在越華路105號。據史書記載,當年越華書院“院舍有四進:前座為大門,二座為大堂,三座為講堂,后座為書樓及先賢祠。兩廂長廊,另尚有堂、廳、室等20余間。環境幽靜。延請名宿為山長,以培養‘處則抱真學問,出則有真經濟’之人才。”當年,林則徐到廣州禁煙,就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坐鎮越華書院指揮,并編纂成《四洲志》一書。清代,廣東許多文化名人在越華書院任教或求學,如王映斗、葉衍蘭、梁躍權、李文田、黃任恒、劉士驥、鄭小谷、劉斌華、陳在謙、潘衍、潘桐、冒廣生、潘飛聲、葉恭綽、澎湃等。越華路當年叫司后街,晚清時司后街擴路,因越華書院而定名為越華路。1901年,清政府下令書院改為新式學堂,1902年,越華書院便改名為廣州府中學堂。1910年,書院北邊地段開路,占用書院部分地產,故以廣州府中學堂定名為廣中路。

          民國后,廣州府中學堂改稱為越華路小學,后來,在廣中路也建一間小學,故名廣中路小學。越華路小學的主校在小東營巷口,越華書院舊址叫越華路小學分校。當我剛入讀廣中路小學時,學校因早前失火,燒了一些課室,結果,一二年級時,我們便借越華路小學分校上課,待廣中路小學修葺完畢,再回去上課。因此,我還依稀記得越華書院殘余部分的風貌:當時僅剩一進大屋,中間一個天井,四周有四個房間作為教室之用。妹妹1958年9月入學,一年級也是在分校上的課,二年級才回小東營主校。我和妹妹能夠在越華路小學讀過書,與上述歷史文化名人有某些關聯,應是很自豪的事,但當年,我們都并不知道越華書院的歷史。時至今日,越華書院已無存,而越華路小學亦名稱無存,并入廣中路小學。有學者及越華路小學的校友感到痛心,呼吁政府,建議將廣中路小學更名為越華小學,以沿襲厚重之歷史,但如此一來,廣中路小學的校友又不肯了,當然,更不知政府有無閑心管這樣的事。

          我們住在小東營16號那間大屋子的二樓,并非“居者有其屋”,僅是租一位同鄉的屋罷了;也并非獨住二樓,樓上便住有三戶人,我們家不過是只占一房一廳,而廚房廁所沖涼房則是三戶人共用的。那一間大屋的結構,用現代建筑學的眼光來評價,簡直失敗得不可思議,樓梯露天在外,上下兩層,只有南北開窗,但屋頂卻開著一個天窗。那種天窗現在難得一見了,是用一根大繩子在樓下操縱開合的,如果遇到驟雨,來不及拉合,屋內便會進雨。因為要開一個天窗,二樓就有了一個大口子,可以望見樓下的動態,因而上下樓之間,亦“雞犬之聲相聞”。更可怕的是,樓下煮飯的煙,經常就從那大口子往上串,樓上的人天天要受此污染。

          樓上三戶人家,如果都有相對獨立的空間,那還過得去,只可惜,三戶人家的三間房,都是用木板隔成,而且不過是兩米多高,遠未到屋頂,因此,完全談不上隔音,誰家有什么聲響,整屋子的人都能聽到。與我們同住的是羅家和潘家,潘家人少,主人客氣和藹,與我們沒有矛盾;但羅家兩夫婦,養有六個兒女,要想安靜過日子也難。其大兒子,比我年紀小一點,喜愛安裝礦石收音機,經常在夜深焊接零件,弄得噶噶作響,多次提意見也不接受,讓你既憤怒又無可奈何!不過,有時想想,我也經常唱歌拉二胡,人家也未必喜歡。那廁所沖涼房,早晚經常要輪候,最要命的還是那廚房,三戶人六個灶,一到煮飯的時候便擠在一起,那時用的是柴爐或煤爐,要把柴尤其是煤球或蜂窩煤點著,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邊在炒菜,那邊生爐子煽爐子的事常有發生,要想彼此之間沒有矛盾,那幾乎不可能。

          我們所租住的,是二樓其中的一房一廳。那房間,大概20平方米,擺了兩張床,一個衣柜,一個書柜兼雜物柜,一張寫字臺,一個梳洗臺,所能活動的空間就不多了。那張中等床,是父親睡的,那張大床,是母親和我以及妹妹睡的。我到多少歲才離開那張大床,現在已難以記起了,肯定是,父母認為我到了實在不該和兩個女的同睡一床時,才把我安排到廳里,弄一張小床,晚上鋪早上拆。那廳里,我還記得原來擺著一整套酸枝木的桌椅,那大概是我們家最值錢的東西了。到了1961年我大哥回來后,又不得不用一些木板在那廳里隔出一個小房來作睡覺,客廳其實已消失。

          父母工作的工廠,就在我們家的后巷不遠,在我們所住的房間的窗戶,即可望見廠房。父親在廠里當會計,月工資六十多元,工作環境會好一些,而母親不過是個工人,計件工資,大概每月能賺三四十元,不過,她每天做的是拆水泥袋及糊水泥袋的工作,水泥的微粒應吸進不少,所幸的是她后來的肺部沒什么毛病。

          唉,這就是我們家在五六十年代的居住環境和生活環境,可以說是惡劣的,但父母能創造出這樣的居住環境和生活環境,在當時來說又是很不錯了,比起許多廣州人,又還是優越了,那時,住在省城的廣州人,大多都生活在貧困之中,而鄉村人,那就只可用水深火熱來形容了。我這么說,決不是對新社會的污蔑,經歷過那些日子尤其是三年大饑荒的人,相信不會指責我用詞不當的。至于具體事例,下面還會提到。

          我稍有印象的事,是資產階級改造和公私合營的情形,那大概是1954年,父親他們的永生倉庫無法“永生”了,要由政府接收,我依稀記得那時馬路上常有隊伍敲鑼打鼓走過,還放些鞭炮,去到某一店鋪門口,貼上一張大紅紙,說明那間店鋪“公私合營”了。這種對資產階級改造和公私合營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將私人財產變相化為共有,誰愿意呢?公私合營之后,資本家是沒有了,工商業者也沒有了,私營企業更沒有了,只有公辦企業,將小本生意、自謀職業的路子也堵死了,國家的經濟會好嗎?

          1955年,我入讀廣中路小學。我朦朧地記得,55年及56年,那時社會安定,社會風氣良好,父母親常帶我和妹妹去參加一些烈軍屬的聯歡晚會,而一些中學生,也經常在節假日到我們家幫忙做家務,記得一次,母親嘮叨了幾天,說那些學生把一張蚊帳洗爛了,其實,我也知道,是我們的蚊帳太破舊的緣故。

          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我亦有點印象。那時我讀二三年級,看到學校里貼滿了大字報,當然不知道寫了些什么,更不知道,我那就在廣州的四舅,還有遠在云南省的大哥,都在那時或其后被劃成了“右派”!可以設想,當時我的父母,是多么的難過和憂傷,而我,卻對此一無所知!直到二十多年后,我才真正了解到,那時的所謂“右派”,原來都是響應共產黨的號召,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國家的精英分子,想不到因此而倒霉了一輩子或起碼大半輩子!那年雖有“反右派斗爭”,但整個社會還算是安定祥和的,117日,是蘇聯十月革命勝利40周年紀念日,中國各地都大事慶祝,廣州也不例外,當晚,在越秀山體育場集會并放焰火,父母親和大嫂等帶我和妹妹也到越秀山體育場,后因人太多而退出,不久即傳來消息,人們因擁擠而推倒竹籬笆跌入場中,壓死了不少,我們則慶幸離開得快。

          1956年印尼總統蘇加諾訪問廣州;1957年,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主席伏羅希洛夫元帥訪問廣州;1958年,更是紅紅火火的一年,那一年,周恩來總理陪同朝鮮主席金日成元帥訪問廣州,廣州人民在中山路夾道歡迎,我作為少先隊的代表,這幾次,都在中山五路等地手拿花束近距離看到了那幾位偉人。1958年,又是實行“總路線”的一年,是全國都在“大躍進”的一年,是農村成立“人民公社”的一年。此三者,在當年稱為“三面紅旗”。更有“十五年趕上英國”“五年進入共產主義”等驚人的口號。大躍進不可謂不好,誰想慢慢地爬行?然而,脫離實際的“大躍進”,頭腦發熱的“大躍進”,弄虛作假的“大躍進”,就是禍國殃民的“大倒退”!當年我已讀三年級,已粗通報紙,加上父親等人的議論,常看到和聽到水稻多少千斤多少萬斤的“大衛星”滿天飛!常看到和聽到在農村已成立公共食堂,吃飯不用錢的大好消息。我印象最深刻的,莫過于全民大煉鋼鐵的情景。那時,在我們學校的操場上,居然筑起了一座土高爐,有些人,主要還是學校的老師,在那里煉起鋼來!更壯觀的場面是,到了晚上,無數的家庭煮飯用的煤爐被搬到操場上,其中也包括我們家那一個,由母親提到那兒去。男男女女就坐在自己的煤爐邊,把一塊鐵放在爐上燒,燒紅了,便夾出來,用一個小錘子錘打,然后再燒,再打,最后放在水里“淬火”,完成最后的也是最關鍵的一道工序,于是,一塊“鋼”便產生了,難怪那年頭鋼產量有那么多!我們當小孩的,有時幫忙錘幾下,但更多的時候是在到處亂串亂跑,那爐火熊熊錘聲叮噹的場面,實在是太好玩了。要煉鋼,必然要有鐵,于是,家庭中的廢鐵和不是廢鐵的鐵,也要拿去交公。一天,我們家里突然出現了一群人,他們是來搜羅“廢鐵”的,見無鐵可搜,忽然有一位說:“那窗條是鐵的,要鑿下來!”他們真的動手,要把那幾根支撐著窗框的鐵條鑿下來。這時,我母親以一個婦女的勇氣,走到窗下制止:“不能鑿,沒有窗條這屋會塌下來的!”母親所說的并非危言聳聽,我們所住的屋子并不牢固。那班人先是一怔,后來也覺得要鑿下窗條也不是很容易,于是離開。那木窗框上,就是這樣留下了幾處鑿過的痕跡,而母親的“壯舉”,也讓她驕傲了幾年,她不時會向人提起,屋子未塌,似乎全在于她那莊嚴的一聲。

          還有一件樂事,不可不提。那時還有一個“運動”,叫“除四害運動”,何謂“四害”?老鼠、蒼蠅、蟑螂、麻雀是也。前三者,的確要趕盡殺絕,然而,麻雀因會吃點莊稼,也被歸入趕盡殺絕之列,可嘆!這任務,就交給了人民群眾。人民群眾的智慧確是高超的,想出了許多消滅麻雀的辦法:用彈子、氣槍射殺;架梯上樹端鳥巢;設羅網誘捕,這些我都參與過。然而,最絕的,則是全廣州城的人民約好,在某天黃昏,一起行動。陶潛有詩云:“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黃昏日暮,正是鳥倦還巢之時,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全城的人一起高呼,一起敲鑼打鼓,我也站在露天的樓梯上,做著這樣的事。那巨大的噪音驚得飛鳥無法著陸還巢,只得在天上盤旋;盤旋久了,而噪音未息,一只只可憐的麻雀便倦極倒地身亡,人類就是曾經這樣殘殺麻雀的!

          違反客觀規律,違反自然規律,而又不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不認真進行調查研究,還自以為是,自我感覺良好,那必然會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罰。到了1959年,情況開始轉壞,商店里的貨品日見稀少,市場上的農副產品日見缺乏,到飯店里吃上一頓飯已不容易,我很清楚地記得,那時,父母親不時要帶我們到街上的飯店吃飯,才能吃到一些魚肉之類,去得比較多的是廣大路與中山路交界的華北飯店,那吃飯的情景終生難忘:當我們去到飯店時,一般是沒有座位的,我們必須站在某一張桌子別人的背后,看著別人吃,等著別人離開,然后才有座位;而當我們自己吃飯的時候,我們的身后也站著別的人,他們在看著我們吃,等著我們離開。這是一種十分尷尬的吃飯形式,然而,饑餓之中的都市人,也顧不得面子了。即使這樣的吃飯形式,不久也盼不到了,飯店而沒有飯菜供應,這并非天方夜談。而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大飯堂從飯菜任吃到無飯可吃,那畝產千斤萬斤的“衛星”已無力再放上天了。在鄉下的我的姑姑、舅舅、堂叔等家庭,不時寫信或來人求救,他們已處在餓死的邊緣,而且真有兩位嬸嬸已病餓而死去!這一目了然的嚴峻的形勢,有人就是視而不見,不肯認錯!廬山會議時,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彭德懷上書黨主席毛澤東,說了真話,如果這個時候糾正錯誤,還可以挽救千萬人的性命,然而,曠古奇冤的大悲劇卻上演了,勇為人民“鼓與呼”的錚錚鐵漢,卻被自認為代表人民愿望的毛澤東定為“反黨集團”的頭目,被撤消一切職務!我在年少時即對解放軍的將帥無限崇拜,家中貼有一張“十大帥”的畫像,想不到,我所敬仰的彭老總,一夜之間變成了“階級敵人”,當時只有11歲的我,是無論如何也參透不了其中的奧妙的。

          1960年,中國人民陷入了極其苦難的深淵。還是后來劉少奇總結得對,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那時,糧食奇缺,以我們在廣州為例,每人每月只有十幾二十斤米;油料奇缺,每人每月只有4兩;豬肉和魚每人每月都不足半斤,肥皂要證,牙膏要證,草紙要證,火柴要證,而數量都是少得不能再少;最記得還是布料,每人每年是一丈三尺六寸,不夠成年人做一套衣服!然而,最大的問題還是吃的問題,這關乎到生命是否能延續。現在的人生怕吃得肉多吃得油多而膽固醇增高,那時的人,恐怕渾身也找不出一點膽固醇來,街上所見到的,多是骨瘦如柴或渾身水腫的人。為了自救,人們只有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了。街道的大姐們,發明了“雙蒸飯”,即把飯煮熟后,再加一次水去煮,飯自然就變得“多”了,這發明立即被推廣,人們居然也接受了這自欺欺人,更無營養的“雙蒸飯”!不久,又有人發明了“米糠糕”、“蔗渣餅”;不久,又有人發現了“黃狗頭”、“小球藻”、“番薯葉”、“香蕉心”可以吃,于是,也弄來吃,而上述那些東西,都是我吃過的!我還曾跟隨母親到下塘一帶挖過一些還能入口的野菜,也順便割一些青草回家喂那只自家養的兔子。當那兔子長到有兩三斤時,父母親合力把它宰殺了,它那血肉化成的營養,應在我們體內保持有兩三周時間吧。除了兔子,我們還養過一種動物叫葵鼠,并非當寵物飼養,養他們是為了吃他們,救我們自己。我們生活在廣州市,還能勉強活得下去,鄉下人尤其是窮山區以及安徽、山東、河南等省份的百姓,要吃到樹皮、草根、觀音土等,據有關部門書籍提供的數據,19591961年,中國每年都餓死一千多萬人!那么,最終使我們家能度過難關的是什么?還是那讓人背上黑鍋的“海外關系”,那“香港同胞”。從父親的交代中可知,我的九叔解放前夕在海南讀書,解放軍渡海,他被迫隨國民黨軍去了臺灣;而我四叔則是在解放時去了香港。有這種關系,過去是十分糟糕的,起碼有敵特之嫌,父母親也從不向我們談起他們倆,但是到了最困難的時候,父親也不得不求救于四叔他們了,因為除了我們,還有遠在云南的大哥,以及鄉下的親戚們,更需要豬油生油等救命!正因為有了一點油料、食品等的滋補,我們才得以活下去。想想那幾年,父母該是多么的艱難啊!

          1961年,情況稍有一點好轉,原因是毛澤東不得不承認幾年來太過于冒進,欲速而不達,不得不讓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等人收拾殘局,于是,他們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適當給農民分點自留地,適當放寬農民的種養政策,適當開放農貿市場,這樣做,使得農民能夠喘一口氣,城里人也能見到一點農副產品。在離我們家比較近的下塘,開辟了一個農貿市場,東西雖然貴,但能買到一點。一天,父親去那里,花了十幾塊錢買了幾條番薯回來。回家后,他大驚失色道:“我明明記得是買了8條,怎么現在手上只有7條?……到底是7條還是8條?……”他拿出木稱,稱了又稱,顯得又無奈又痛心。這是我們都牢記而母親又說了多年的一件深刻往事。那年,轉業在南京教書的二哥回廣州探親,那時商店里已開始出現了一種糕點,叫“高級餅”,其實只不過是純用面粉做的罷了。既然叫“高級餅”,價錢當然貴,似乎十幾二十元一斤,但起碼有得賣。二哥帶我和妹妹上街,我和妹妹站在那柜臺前,眼睛緊盯著那些餅,口水都快要流到那玻璃柜臺上!這事,已小學畢業的我當然有記憶,而二哥更是記憶猶新,他后來也忍痛買了一斤回家,讓大家開開洋葷。某日,二哥帶我們全家到北園酒家吃飯,那時酒家已有一點東西可吃了,但非常貴,我們吃了三四十塊錢,還只是半饑不飽,回家后,仍要煮一鍋粥吃,這事,也令母親有了一個多年可講的話題。到了那年的年末,大哥從云南回來探親,他那眼睛深深,胡子長長,穿一身舊棉襖的樣子,絕對比現在從河南安徽等地來廣東行乞的老乞丐好不了多少。農場方面讓他回來探親,大概也怕他餓死在那里。次日晚,我帶路把大哥引到長堤及南方大廈。那時南方大廈也有了一些東西賣了,以致大哥很感慨地說:“走完南方大廈,就好象走完了一個城市。”我想,那時云南省赤貧得更是可怕了。如果不是大哥已決心留在廣州,如果不是父母堅決支持,大哥再返回云南,后果將不堪設想!這一件事,上文已有講述,在此不贅了。

          1962年起,中國的經濟情況才真正的漸有好轉。天災結束,人禍也得到遏止,“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漸見成效,糧食多了,副食品多了,輕工業品多了,人們變得健康些了,臉上也有一點笑容了。我們家,和全國人民一樣,“相信”黨,“依靠”黨,戰勝了“三年自然災害”,也迎來了一段平和舒暢的日子。父母依舊在工廠上班,大哥回廣州后一段時間,總算把當時最重要的戶口也遷回來了, 32歲還是孤家寡人,但總算有父母,有家庭的庇護;雖然沒有正式工作,但打打散工,學學手藝,也還能養活自己。二哥仍在南京教書,就在這一年,與籍貫常州的嫂子結了婚,次年,兒子又出生,我父母當上了爺爺奶奶,他們收到信,看到孫子的照片時那興奮的樣子,我還歷歷在目。19619月,我小學畢業后在廣東省華僑中學讀初中,而妹妹則在越華路小學讀4年級;19649月,我在原校升讀高中,而妹妹也考入了廣州市第17中學。農業連年豐收,工業捷報頻傳,兩彈衛星上天,長江大橋飛架。學雷鋒,學英雄蔚然成風,《東方紅》、《長征組歌》振奮人心,文學藝術蓬勃發展,體育競賽爭攀高峰。19621965年間,是我國在解放后17年中最好的幾年,我只能用最概括的文筆,壓縮成上述拙劣的幾句。1965年,在廣州市海珠廣場邊的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大樓的頂部,裝上了一盞大大的熒光燈,一盞燈就把整個海珠廣場照亮,當時報上稱之為“小太陽”,夜夜引來萬人觀瞻,父母也帶我和妹妹去看過。看著那高掛的“小太陽”,我們的心里都會情不自禁地涌起一股熱流,啊,祖國,你蒸蒸日上,你欣欣向榮,如果按照這樣的情景再發展5年、10年、20年,我們的國家會是多么強大啊!……

          然而,可悲的是,有人卻不這么看,他的“偉大”“英明”往往要顯得不同凡響,他覺得眼前并不“大好”,并不是“到處鶯歌燕舞”;他覺得文化部是“閻王”在統治著,實行著一條“資產階級文藝黑線”;他覺得農村中的基層干部有一半已爛掉,有一半的基層組織已被敵人奪了權;他覺得身邊的戰友大都變了質或有野心;他覺得黨內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我現在也會看看《家庭醫生》等雜志,內中常提到一些精神心理等問題,精神病患者有“幻想型”“妄想型”“恐懼型”等,當年并不時興看心理醫生或神經科醫生,更不可能有人會提議領袖去請教這類醫生,我想,除了對形勢的錯誤判斷之外,領袖會不會已患上了這類的病,而大家不去正視或不敢正視呢?不然的話,何以大家都看著是白的東西,偏偏他看成是黑的?正因為如此,他先后在農村發起了“四清運動”以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要整一批“四不清干部”;他發起批判文化界“17年文藝黑線”;他認為誰的案都可以翻,但彭德懷的案不能翻,所以他支持批判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并把此劇的性質定為“為彭德懷翻案”;從批判吳晗,繼而引出鄧拓和廖沫沙;從批判“三家村”,到批判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從批判彭真,到毫無來由地把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也揪出來,在1966516日的中央會議上把他們定性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并向全國發出了一個通知,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一場自下而上(其實恰恰相反,是自上而下)的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徹底摧毀“資產階級司令部”。就這樣,好端端的中國,又開始了另一次更大的折騰,我們的家庭和全國無數的家庭一樣,不能幸免。

                                  

          196656月間,文化大革命在全國爆發。在歷史上,凡有昏君,必有奸臣,當今亦然。在那亂世之中,冒出了不少奸臣:多年來躲在黑暗之中,怕光怕熱怕嘈的林彪冒出來了,成為了黨的副統帥;蟄居多年,同樣是怕光怕熱怕嘈的江青冒出來了,成為了“文化革命”的“旗手”;一向以整人為樂,陰陽怪氣,稱病多年的康生,說著一口難以聽懂的福建話,以理論家自居的陳伯達,滿肚子壞水的張春橋,專以筆桿子殺人的姚文元,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還有不甘只當副總理及公安部長的謝富治,以及葉群、黃永勝、吳發憲、李作鵬、邱會作、王力、關鋒、戚本禹等,紛紛粉墨登場,而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劉少奇、鄧小平、陶鑄、賀龍、彭德懷、周恩來、朱德、陳毅、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李先念、烏蘭夫、陳云、王震等,不是被打倒,就是遭冷落。還有無數的革命干部和群眾,則遭到一場前所未有的浩劫!本文不是全面描述文革十年,作者也不可能有這種功力,敘述文革的書已不少,最近的,讀者大可以讀讀鄧榕所寫的《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鄧榕寫她的父親,我也寫我的父親,雖然兩位父親不可同日而語,不過,他們也有相同之處,那就是在文革中都成了“階級敵人”:鄧榕的父親是“中國第二號走資派”,而我父親是“歷史反革命”。

          那年8月的一個傍晚,我從寄宿的學校回到家中。當時學校已經停課,我們在學校里無非是隨大流搞“運動”,開斗爭會,斗校長,斗老師,其他時間就是閑逛,有時就回廣州家里住住。那天,當我回到家時,母親正在廚房里做飯,我沒有驚動她,進入房中,拿起二胡就拉了起來。突然,母親皺著眉紅著眼走進來,低聲說:“你還拉,你爸被人斗啦,你聽聽!”她指著房間北面的窗戶,又即回到廚房去。我驚愕地抬起頭,往窗戶望去,果然聽到一陣陣不大分明的口號聲。我當時感到恐慌和無措,文革開始后,斗爭“走資派”“牛鬼蛇神”的場面我見過,甚至參與過,但是沒想到這種事會發生在自己的家,父親也會被斗!一會,母親又走進來,依舊低聲說:“你還是回學校去吧,等一下工廠的人會來抄家的!”在那個時刻,母親為我著想,不希望我看到那令人痛心的場面。而我,竟然也沒有了主意,也感到難以接受看到父親被造反派押著回家的情景,于是,我真的丟下孤獨的母親,匆匆離開家門。當時,大哥已結婚住在別處,而妹妹又在學校搞“革命”,家里就剩下兩位老人,而我偏偏在他們最需要的時候逃離,這是多年以后我仍然自責不已的一件事。

          但是,當我走到了巷子口,即看到了一支隊伍迎面而來,陣陣口號聲伴著無節奏的銅鑼聲,聲聲入耳。從那口號聲,我已聽到了父親的名字。我不由得站在一旁,駐足眺望。我的身邊也有零星幾個路人停下,等著看看熱鬧,那時候,這類游斗的隊伍經常見到,人們已習以為常了。借著暮色和朦朧的燈光,我看到隊伍越來越近,不久,它就在我面前經過。我看到了,父親戴著一頂紙糊的高高而尖頂的用墨寫了些字的帽子,低著頭,胸前掛著一塊大大的紙牌,也寫著幾個字,應是“歷史反革命”吧。他左手提著銅鑼,右手拿著棒椎,一邊走一邊敲,可能還要喊點什么。對于我,或者我們全家來說,這是一個難得的歷史的鏡頭,只有我才能看到,才能把它牢牢記住!這一鏡頭,其實入我眼中可能只有1秒鐘,最多不會超過3秒鐘,我即轉身離去,我無法細細地欣賞眼前的一切!

          離開街巷,我乘車回到遠在沙河的學校。宿舍里只有幾位同學,他們并不注意我何以歸家又回校。我沖了一個涼,躺在床上,腦子里亂成一團:父親,一個老實的人,一個忠于職守的人,一個熱愛新社會的人,也要遭受批斗嗎?以后我們家怎么辦?有些什么事會等著我?……我一邊想著,父親的身影又在眼前晃動,我想起,小時候,我和樓下一位姓吳的小孩,拿了別的小孩的一個玩具,賣了一毛錢,父親知道后,打了我一記耳光時的兇相;我想起,我讀小學一二年級時,父親戴著老花鏡在燈下教我讀唐詩時的耐心;我想起,讀初中時,我已滋長了愛美攀比之心,鬧著要買一件新衣,父親最終為我買回來時的無奈;我想起,讀高一時,有一天早上我忽然肚子疼,不能上學,父親又要急著上班,又不放心我,那種十分為難的神情;我想起,每年除夕,父親把他親手蒸好的肥鵝端上桌面時的自豪;我想起,有一年工廠失火,他參加救火后回到家里的聲聲嘆息……

          這時,學校的高音喇叭又響起來了:“狗崽子們,學校不是避風港,快回家去革你們老子的命!……”有句話叫“做賊心虛”,這時,我真的心虛了,似乎那廣播是沖著我來的,好象大家都知道了我已成了“狗崽子”。我覺得在學校已呆不下去了,只得又爬起床,穿好衣,趁其他人不注意時,又坐車回到市區。這時,我有家不敢歸,只在離家不遠的正南路、廣仁路,廣衛路一帶游蕩。在大約11點鐘時,我遇到了一位同學,叫劉象潛,他得知我的情況,熱情邀我到他在昌興街的家,這樣,在那天晚上,我在他的家度過。

          過了一兩天,我才壯著膽回到家里。鄰居看著我,都投來異樣的目光。家中已被抄過,擺在廳里的那一整套酸枝木家具不見了,房間里的書籍不見了,柜子里的衣物也少了一些。不久,母親回來,兩天不見,她瘦削多了,雙眼無神,帶有淚痕。他低聲地說:“你怎么回來了?……家里值點錢的東西都給拿走了……”說罷即垂淚。我亦黯然。不久,父親回來,我抬頭看了他一眼,低聲道:“爸……”他只是點點頭,似臉有愧色。這時我注意到,父親的頭發被不規則地剪過,我知道那叫“陰陽頭”,剪一半留一半,現在即使是搞笑大王曾志偉、周星馳也未必敢這么造型,但那時是以此對“牛鬼蛇神”進行羞辱的,幸好,父親的頭發本來就不多,所以那“陰陽”并不太分明。此外,我還注意到,父親的胸前掛了一塊小黑布,上面用白油寫了“歷史反革命”五個字,不過,父親進門時,他的右手上是拿著一本《毛選》的,手肘微曲,這樣,可以有意無意地遮住了那塊黑布,父親真是用心良苦啊!當時,父子見面,不知說什么好,但是有一點很明確,我們都得承受這一突如其來的厄運。

                 有關文革的文字,雖然并不算很多,但也能讀到一些珍貴的,如季羨林老先生寫的《牛棚雜憶》,就被出版界認為“這是一本用血淚換來的和血寫成的文字。這是一代宗師留給后代的最佳禮品。”在書中,季老記敘了他在文革開始后,被北京大學的“紅衛兵”揪斗、毒打、坐“噴氣式”的可怕的經歷。知識分子、青年學生要壞起來,可以壞到不可思議的地步,這在文革期間已經充分體現;我父親身處工廠,大概工人階級的覺悟會高一些,除了那“陰陽頭”,我似乎并沒有發現父親身上有什么傷痕,這可以說明他不曾受過毒打,也沒有坐過“噴氣式”,從這一點來說,我父親的遭遇又比季老等的遭遇好上許多倍,此乃不幸中之大幸吧!

          賢俊按看到這里,我必須作一些補充說明了。有些事情,弟妹們可能是并不知道的。我們家被抄家,前后有兩次,第一次,只是抄去一些所謂“四舊”的東西,似乎并沒有大問題;然而,造反派已把父親定作“牛鬼蛇神”,抄不出“罪證”自然不甘心,于是,第二次再來,這回,就抄到了幾本永生倉庫的舊賬本,以及一首詩,于是,就大禍臨頭了。

          我自1962年回廣州后,做過許多艱辛的工作,樣樣都不成器。后來,還是父親工廠的一位女工友,她有兩位兒子,是做機械木模的,父親求他倆收我為徒,我才學到一門手藝,處境漸有好轉。1966年春某日,我因心情舒暢,在父親的房內,提起毛筆,在一張舊報紙上寫下了一首七律詩,詩云:“天空海闊任籌謀,沖破驚濤爭上游。千篇幻夢應收拾,半世生涯再起頭。力學魯班求過硬,心存毛著戒虛浮。幸虧留得青山在,春到繁花滿綠洲。平心而論,這首詩寫得并不算好,有些地方還不合平仄,這又是一首刻骨銘心的詩!三十多年后我仍能句句回憶寫出。說它刻骨銘心,是這首詩含有一個令人痛心而又感動的故事!

          當時,這首詩只是隨手寫出,并無標題。寫好以后,我隨便將它卷起放在蚊帳頂上,再沒有理會。第二次抄家,造反派見到這首詩,以為是父親所寫,因為父親師承顏柳,而我又一直學父親的字體,因此,別人以為是父親所寫,實不奇怪。他們再看到父親保存著的一些舊帳本,就聯系到他想搞“變天”,因為詩中有“天高海闊”“沖破驚濤”“再起頭”“留得青山在”等可以隨意聯想的語句。于是,造反派將他游街之后,連夜再召開斗爭會,慶弟所見到的,可能就是那一次了。在斗爭會上,造反派把那首詩攤在他面前,要他逐字逐句解釋詩中的內容。當時,父親完全可以解釋,那詩是兒子在什么情況下所寫,但如此一來,可能不但不能說清楚,反而又牽連多一位親人!父親為了不牽連到我,硬是承認詩是他寫的,并不得不逐字逐句地去胡說一番,以應付造反派的無理審問。當時我們都不在場,不知父親是怎樣解釋諸如“力學魯班求過硬,心存毛著戒虛浮”那樣的句子,事后他也沒有詳說,但讀者可以想象,我父親當時是多么的艱難,他的行為甚至可以用悲壯來形容!當時在座的工人中,大概只有那位女工友知道我父親是代兒受過,但她又能說些什么?這就是發生在這首詩身上的一個故事,因此,這首詩以及由它引出的故事,我又怎會忘記?!)

                在其后的日子里,我們家當然是一片愁云慘霧,父親已被剝奪了做會計的工作,而和其他“牛鬼蛇神”一起,干一些粗重骯臟的活兒;工資也被凍結,只發二十元的生活費;唯一值得安慰的,就是他每天還能回家吃飯和睡覺,而不是被關押在某一個地方。過了一段時間,情況又有了一些變化,原來的造反派頭頭,又被“革命群眾”揪了出來,罪名是“小爬蟲”。由于造反派之間打派仗,爭權奪利,無暇看管那些“牛鬼蛇神”,使得他們反而有了一點自由,我記得,后來父親晚上也斗膽走到街上去看看大字報。

          818日和31日,毛澤東和林彪、江青等人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接見百萬紅衛兵,掀起了一股紅衛兵上京朝圣的熱潮,江青等人又鼓吹“革命大串聯”,后由于車船吃緊,又鼓吹“步行串聯”,于是,“紅五類”子弟上北京,“黑七類”子弟也不甘受壓,也豎起“革命”“造反”的旗號,要出去“免費串聯”。當時,我們的家庭已經倒霉,但我和妹妹真是屬于“少年不知愁滋味”,竟也拋下父母親,和同學一起出去闖闖。我還記得,當時母親愁眉苦臉,嘮叨了一兩天,但父親沒有說什么,大概他也不敢或不便干涉兒女們的“革命行動”吧。至于當時我們外出,錢從何來,現在也想不起了,由于沿途都有免費的接待站,錢并不需要很多的。就這樣,在196610月及11月間,16歲的妹妹和她的幾位女同學,扛著一面什么“戰斗隊”的旗子,步行到井崗山和韶山去了,她當時肯定沒有考慮到父母親是多么的憂心!而我,也在家耐不住,和一班男女同學先是坐汽車到湛江;在湛江玩了幾天,再轉乘火車到廣西的南寧;在南寧玩了幾天,我和幾位男同學轉到貴縣、桂平,再到梧州;玩了兩天,再乘船回廣州。我在上文都用了一個“玩”字,說明我們是借“串聯”為名,行“游山玩水”之實,并沒有上江妖婆之計,到處去煽風點火,而當時大部分的學生皆屬此類。當我回家以后,妹妹還不見影子,且絕少音信。這時,我又耐不住寂寞,和五位男同學作短途的步行串聯,第一天行至順德的大良鎮,第二天行至中山的小欖鎮,第三天行至石歧鎮。在石歧玩了兩三天后,又行了一天到達江門。在江門、新會玩了兩天后,終于“晚節不保”,坐船回廣州。當我出門在外的時候,的確很少為父母親著想,現在自己當了父親,我可以設想,當時父母因兒女在亂世之中到處跑,會是多么的牽腸掛肚!

          時間進入了1967年,文化大革命發展到武斗階段。各個派別先是罵仗,繼而真刀真槍地打起來。妹妹沒有因自己是“黑七類”的身份,參加了學校以及社會的什么戰斗組織,長駐中山醫學院等地,捍衛不知什么革命路線,絕少回家。而我有些“自知之明”,試看今日之域中,已不是我的天下了,因此不再“行走江湖”,而是隱居家中。我的一位同學說我當了“觀潮派”,并因此戲稱我為“陳觀潮”。“觀潮”二字,當時比“反動”好不了多少,文革之后,亦無所謂了,而且二字還有些文雅的味道,因此我把它作為自己的別名,有的同學仍這么叫我的。我花二十元買了一把小提琴,那錢是否向父親要的,現在的確想不起來,但肯定我自己沒有賺錢的能力。于是,白天晚上我都到同學劉象潛家學琴,管它外面冬夏與春秋。這段經歷,我在《我的音樂之路》一文中已有詳敘,在此不贅。

          過了一段時間,父母又為我的前途擔心了。當時學校不上課,可能以后也沒有讀書的機會了,一天,父親對我說:“你還是學一門手藝,將來好過些,就跟你大哥學做木模吧。”我大哥從云南回來后,做過不少行業,但都不成器,后來,跟人學做機械木模,總算有了一份知識與體力結合的收入較豐的工作,于是,在父母的心目中,大哥已是個成功人士,是我學習的目標,而我,盡管覺得自己并不是個做木工的材料,但也順從他們的意思,真的跟大哥學起做木模了。于是,白天,我的雙手拉鋸握斧,晚上,我的雙手則摁弦提弓,一天之中,從事著兩項似乎是毫不協調的工作。至于我在學做木模的時候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我在《仙樂風飄處處聞》一書中會有敘述的。

          父親在工廠里,仍屬被監督勞動的對象,一般已不作單獨批斗,只是要集中批斗“牛鬼蛇神”時,他才有機會亮亮相。記得有一次,父親很疲憊地回到家,聲音也有些嘶啞,我問他:“今天怎么啦?……”他并不算很凄然地說:“今天走了很多路,很多路。……”我后來弄明白,不知那個組織發起,全市“牛鬼蛇神”大游斗,難怪父親說走了很多路。我知道,那個“走路”,絕不是“閑庭信步”,要彎著腰,低著頭,年輕人也難受,何況老人家!我黯然神傷,不知該說什么好。還是父親故作開朗地說:“沒有什么,趙紫陽、尹林平、歐夢覺、王德、曾生他們也在。……”聽了這個話,我的確感到心頭沒那么沉重,是啊,共產黨的高干們也在遭罪,何況我的父親!我還隱約感到,父親似乎以能和那班共產黨的高干們走在一起為榮。這時,父親從口袋里摸出兩塊錢,遞給我,說:“去買點豬肉,煲點湯,煲點湯。”我接過那兩塊錢,含著淚走出門去,直奔市場。我知道,父親不是感到很累失去過多水份,需要補充些營養,他是不會花那兩塊錢的。

          到了1968年底,“上山下鄉運動”要觸及我和妹妹了,我們都是不能不去的人。以前我覺得很委屈,很不忿,但后來知道中央的高干,包括鄧小平等的子女也不能幸免,我又算得什么?!11月,我們要準備行裝,那時父母真的沒有錢,毫無辦法,重擔便落在大哥的身上。而那時大哥一家的生活也極度困難,工資不高,女兒又出生不久,但也必須為弟妹買一些最必要的生活用品。我記得,下鄉前兩天,大哥和我到中山五路的一家商店(廣大路與昌興街之間,現為中國工商銀行),買了蚊帳等床上用品。大哥當時面無難色,但我知道他很不容易的。

          我和妹妹先后離開家,一個到雷州半島,一個到海南島,作為父母親,不可能不傷心,但當時,我還沒能很體諒父母的心情,在離別之前和他們相處得太少!我們離開后,他們兩老如何生活,會有什么困難,這些,也設想得不多!啊,現在回想起來,父母,尤其是母親,當年一定不知暗暗流了多少眼淚!

          117日早晨,我早早要起來。母親當然起得更早,為我做了早餐。吃了早餐,我要出門了,17歲的妹妹居然還在睡覺,不知道要送哥哥一程。我也不怪她,由她睡去,只是輕輕地在她的臉上捏了一下,算是道別。母親只送我到家門口,我只能輕聲說一句:“媽,我走了……”即轉身離開,我不敢在那兒停留太久。父親替我拿著一些行李,默默地送我到公共汽車站。在等車的時候,他也沒叮囑太多,我似乎只記得一句:“去到以后馬上寫信回來。”我想,收到遠方兒子的信,應是做父母的最大的安慰吧。

          汽車來了,我上了車,車子徐徐開動,我看到父親站在微弱的晨光中,久久地向我招手。我忍了很久的眼淚終于奪眶而出,順著腮邊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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