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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四人幫——從哪兒冒出這怪胎?

           

                《歡呼粉碎“四人幫”》九月神州舉國哀,烏云黑霧伺機來。四人幫派彈冠冕,一窩蛇蟲鬧舞臺。立下雄心除逆賊,謀來妙策撥陰霾。英明今有華汪葉,妖怪囊中次第栽。(76.10)

                 《水調歌頭.和郭沫若》骯臟千古事,污穢四人幫。一窩花蛇毒蝎,橫行甚囂張。另立女皇內閣,迫害賢相忠臣,黑手遮天光。賊眼露謀機,日夜夢黃粱。     舉鐵拳,揮巨棒,打兇狂。王張江姚被掃,神州盡朝陽。載歌載舞歡呼,為國為民除害,前程更輝煌。八億人所向,紅色黨中央。(76.11)

                《“四人幫”自嘆》(曲子詞五首)(76.11)

                 1、《終身誤》都道是文革馳名,俺只念恩母江青。空霸著,金鑾第二雕花椅,終不忘,國家元首世外驚。嘆盧生,黃粱美夢未成形。縱然是工人出身,到底難救命。

                 2、《恨無常》喜榮華正好,幸偽裝周到。兇狠狠,把大權獨攬,心慌慌,趕制棒帽。儼然是,正確代表,直向人民暗里揮屠刀。無奈烈火燒身,圣主呵,當年狄克真絕道?

                 3、《世難容》氣質盡藏奸,才華莫等閑。天生成白骨人間罕。你道是學生和戰友,執正確路線,卻不知背后下毒手,篡黨兼奪權。可嘆也,當日風流人將老,難熬矣,女皇迷夢春色闌。這回喲,還不是老娘登殿遂心愿?哎呀呀,何事舉國燃烽煙?怎禁得,八億人民揮鐵拳?

                 4、《聰明累》陰謀耍盡太聰明,反害了自身性命。蓬子非仙子,生兒嘆飄零。叛徒傳經,自幼學,頭角顯露更精靈。揣一顆意懸懸竊國心,好一似蕩悠入天庭。忽喇喇魔王殿傾,昏慘慘威風滅凈。呀!一場歡喜夢未清,因何事,獲污名?

                 5、《好事近》千鈞大棒掃塵埃。反人民,搞分裂,便是失敗的根本。人民之心盼革命,國家進步須安寧,前途更光明!

                 《憶秦娥》東風烈,神州大鬧歡騰節。歡騰節,旌旗如海,爆衣如雪。     領袖威名光日月,四只蒼蠅空悲切。空悲切,沉舟側畔,百舸爭越。(76. 12)

                                         (一)

                上面一連引用了一詩兩詞五曲,不是悼念某人逝世,而恰恰相反,是歡呼“某人”逝世。這個“某人”,乃是禍國殃民的、千夫所指的“四人幫”!第一首七律,是聽到“四人幫”被粉碎的消息時所寫。“英明今有華汪葉”句,“華汪葉”指解決“四人幫”的幾個中央領導人華國鋒、汪東興、葉劍英。其實,最初這一句是“英明今有華統帥”,因當時還是突出他的功勞的。后來我覺得后三字不合平仄,所以修改了,而把“葉”放到最后,純粹是詩歌的平仄關系,其實粉碎“四人幫”,葉帥的功勞是最大的。第二首是詞,是和郭沫若的。文革中郭老也是受害之人,只不過他的國際聲譽高,又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保護,故不至于被迫害至殘至死。粉碎“四人幫”后,他也覺出了一口怨氣,始能寫出一首象樣的詞,內容我沒有記住,但我肯定是步其韻而作出這一首的。至于五首曲子,乃是仿《紅樓夢》中的五首而成,前四首,分別寫了王、張、江、姚,最后一首《好事近》算作總結。至于最后一首《憶秦娥》詞,當是寫于12月26日毛澤東誕辰紀念之時,其時的毛澤東,還未走下神壇。

                何以詩詞曲一氣用上?皆因打倒“四人幫”,是中國人民的真正的解放,僅一詩一詞或一曲,實在不足以表達我內心的狂喜,而上面所引用的,也不過是我當時寫的詩詞曲中的部分而已。今天離開1976年,不覺已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不過是短暫的一瞬,但是,這二十五年,實在是極不尋常的二十五年,是翻天覆地的二十五年,今天我們享受著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只源于1976年10月6日那個驚心動魄的一夜!

               當然,那一夜活捉“四人幫”的精彩場面,并非第二天、第三天即公諸于眾,過了多少天才向我們普通老百姓傳達,我已記不得了,可能是一周之后。其時我在雷州半島農場干活,日子過得和平時一樣,半死不活,不知世上已千年。某天,隊里的支部書記敲鐘,集中全隊職工開會,這在當時是很普通的事,我們樂得不用出工。不過,這天開會的內容卻是震撼性的!書記宣讀了中共中央的文件,使我們知道了在中國政壇上炙手可熱的人物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被抓起來了!這事,并沒有在那些文盲、半文盲的農場職工中引起巨大的不安,更何況是有文化的知青。這是黨中央的行動,是有德高望重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葉劍英等策劃參與的行動,沒錯!大家只是覺得應該,覺得振奮,覺得大快人心,盡管江青,還是剛剛逝世的毛澤東的遺孀。可見,“四人幫”已成了天怒人怨、千夫所指的禍國殃民的亂臣賊子,必欲除之而后快!可惜我所在的農場,不可能有許多歡慶的場面,但可以想象,在當時中國的其他的大城市中,會有多少歡呼聲,多少爆竹聲,多少哭聲,多少笑聲!而我,唯一可以做的,也就是以詩寄情,一發心中的悶氣、怨氣。

                                        (二)

              “四人幫”原來都是些無名小卒,何以會躍上了中國政壇的最高層?有道是亂世出奸雄,其根源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從他錯誤的判斷出發,決心清除異己。而要鏟除異己,則要將天下搞得大亂,方能實現這一目的。對于劉少奇、鄧小平、賀龍、彭真、羅瑞卿等開國元勛,要把他們隨意趕下政治舞臺也不容易,他必須借助于另外的一、兩股政治勢力,方能達到這個政治目的,于是,林彪集團出現了,江青集團形成了;于是,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出現了賢相忠臣遭受迫害,亂臣賊子紛紛登場的令人痛心的欲哭無淚的局面!

             “四人幫”集團是在1965年批《海瑞罷官》過程中出現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江青當上了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張春橋、姚文元依靠江青的力量也進入中央文革小組,形成江青集團的核心力量。以后,他們又憑借權勢,趁著“文革”的混亂局勢,網羅黨羽,培植親信,逐步建立起一個遍布全國的幫派體系。1972年9月,王洪文調到中央工作,也成了江青集團的核心成員。江青把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視 為登上“女皇”寶座的“軍師”和“干將”,張、姚、王等則把江青當作滿足自己欲望的靠山和保障。這伙人,“文革”前都是些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卒,“文革”使他 們一舉揚名,成為全國上下人人皆知的風云人物。

               江青,又名李云鶴,生于1914年,山東諸城縣人,15歲開始在山東實驗劇院學戲, 還在青島大學當過旁聽生。1932年入黨,因介紹人被捕,失去黨的關系。1933年在上海加入左翼教育者聯盟和共產主義青年團,1934年被捕,在獄中自首,被保釋出獄。 1935年到上海當上了影劇演員,改名藍蘋,演過《玩偶之家》、《狼山喋血記》、《 王老五》等影片,為爭演《賽金花》,鬧得天翻地覆。1937年 8月,她經西安到了延安,改名江青,隱瞞了自首的歷史混入黨內。1938年11月和毛澤東結婚,江青的目的很清楚,獲得這一身份是為了權力,而不是為了別的什么。當時政治局給她規定任務, 照料毛澤東的生活,不許參加政治活動,這當然是江青不能滿足的,她的政治野心很強,只是當時條件限制,沒辦法實現,只得暫時隱藏起來,扮演一個賢妻角色。解放以后,江青長 期養病,一直沒干什么大事,用她自己的話說,是一直被“鎖在云霧中”。 1963年12月和1964年 6月,毛澤東寫了關于文藝問題的兩個批示,對文藝界提出批評。江青認為時機到了,于是給自己戴上“文藝革命旗手”的桂冠,到處活動。“文革” 興起,江青更是如同吃了興奮劑,仿佛什么病都沒了,她當上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得到了指揮中央文革的實際權力。對此她仍不滿足,九大時,江青想當黨的副主席,1972年,她在接見美國客人維特克時,干脆地表露出她要成為中國當代的“女皇” 的遠大“理想” 。江青的活動,不能單槍匹馬地進行,她需要一批得力的“干將”,張春橋首選為 “軍師”。

               張春橋也是山東人,比江青小三歲,也曾混進于上海文藝界,以“狄克” 的筆名發表文章攻擊魯迅。1938年 1月到延安,后來到石家莊工作,以后又隨柯慶施到了南方,“文革”前是上海市委書記。在江青門下,他算是有點知名度的,還在1958年,為迎合毛澤東的“左”傾思想,張春橋寫了《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文章,并 因此得到毛澤東的贊賞。1963年,他又百般逢迎江青,幫助江青組織批判《李慧娘》 等的文章,由此得到了江青的信任。在炮制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時,張春橋更是立下汗馬功勞。江青看中了張春橋的詭計多端,將其收為“軍師”。

               姚文元是浙江人,“文革”前為一無名小輩,在上海《解放日報》、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曾寫過一些文藝評論,專門愛打棍子、扣帽子,素有“姚棍子”之稱。 1965年,按江青的意圖,姚文元寫下了那篇成為“文革”導火線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姚文元因此立功進了中央文革小組,在江青跟前效力。

               王洪文,吉林長春市人,16歲參軍,復員后在上海國棉17廠當保全工,“文革” 前不過是該廠的保衛科副科長。“文革”興起,王洪文找到了機會,靠造反起了家,成了“上海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司令,上竄下跳,先后制造了“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在張春橋、姚文元指使下,又鬧出了“一月風暴”奪了上海的黨政大權, 當了上海市第三書記。毛澤東在林彪垮臺后挑中了王洪文作新的接班人,認為他務過農,當過兵,做過工,特別是對“文革”有重要貢獻,1972年把王調到了中央。王洪文一到中央就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勾結在一起,成了“四人幫”。

              “四人幫”在中國的政壇上為害了整整十年之久,把好端端的中國推到了崩潰的邊沿。“四人幫”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難書,不是我這篇短文可以列舉的。在那十年當中,光是被迫害致死的就達 34000多人,受迫害的達70多萬人,受株連的有1億多人。“文革”期間的經濟損失高達 5000多億元人民幣,中國真正是元氣大傷。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為粉碎“四人幫”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而“四人幫”也認為他們篡黨奪權的時機已到,尤其是江青,迫不及待地要“登基”當“女皇”。于是,解決“四人幫”已經是迫在眉睫的事。解決“四人幫”的經過,不少文章書籍都有記載,我這篇文章似乎沒有必要再重復。不過,活抓“四人幫”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是一場精彩的現實戲劇,所以又促使我不厭其煩把那二十五年前的一幕引出:

                                          (三)

               在1976年9、10月那緊要的歷史關頭,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憑著多年的工作經驗,憑著對黨和祖國的忠誠和關心,敏銳地觀察著“四人幫”的舉動,關注著國家的前途,他們多次碰頭,商量對策。還在毛澤東病重期間,王震就多次到葉劍英處密談。談到王、張、江、姚時,王震說:“為什么讓他們這樣猖狂,把他們弄起來不就解決問題了嗎?” 葉帥則說,主席在世,不可輕舉妄動,要等待時機,并要王震和中央辦公廳主任和主管中央警衛部隊的汪東興保持聯系。王震表示:“我來做老帥的聯絡參謀吧。”
              毛澤東治喪期間,陳云、聶榮臻、李先念、鄧穎超等人都與人商議過“四人幫”的問題,并直接找過葉劍英。北京的西山,成了鏟除“四人幫”的“聯絡站”和“指揮部”。葉帥就住在這里,利用這個隱蔽所,同能夠接觸的政治局委員和其他一些老同志個別交談,或約進來,或走出去,與靠得住的同志們交換看法,除了前面提到的老一輩老革命家們,還有中央一些部門的負責人,如譚震林、康克清、耿飚、李強、羅 青長、熊向暉等同志,軍隊的楊成武、梁必業、張廷發、肖勁光、蘇振華、呂正操、余立金、傅崇碧等。粉碎“四人幫”的決策是經過較長時間的醞釀做出的,是黨和群眾集體智慧的結晶,其中,葉劍英起了重要的作用。

              
          長時間的醞釀,葉劍英心中有了底,增強了解決“四人幫”的信心,也意識到自己責任重大。葉劍英想到,這場斗爭不是個別人的行動,而是在黨的最高層組織內部的一場斗爭。在這場斗爭中,首先要得到華國鋒的大力支持,這是合法解決“四人幫”的必要條件。葉劍英主動接近他、關心他、多方了解他的處境和主張。為此,葉劍英親自到他的住處,向他分析形勢,陳述利害,揭露“四人幫”的陰謀活動,希望他不要辜負毛主席的期望,能夠站出來,擔負起領導的責任。華國鋒也為“四人幫”的困擾而苦惱,聽了葉劍英的話,他很受感動,坦誠地說:“你是知道我的底子的,在老同志面前,我是個晚輩、我倒不是不敢和那幾個人斗,就是擔心老同志不支持。”葉劍英回答:“請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來,大家都會支持你的!”華國鋒的情緒高了起來,表示只要有老同志撐腰,有軍隊撐腰,就好辦。葉劍英還多次到中南海做汪東興的工作,汪東興明確表態,支持葉劍英和華國鋒的主張。

                10月6日晚7時,葉劍英的車子駛進了中南海懷仁堂,華國鋒、汪東興已守候在此。正廳內由一扇屏風一分為二,華國鋒和葉劍英分別坐在沙發上,汪東興和警衛則在屏風背后。時針指向了8點,命運之神開了個玩笑,最先到的竟是號稱神機妙算的張春橋。可惜這次沒算出自己的命運由此發生變化。他夾著文件包,興沖沖地來了,一進門,隨身警衛被留在門外,這才覺得有點不對,不停地問:“怎么回事?”進得屋來,葉劍英正襟落坐,目光嚴峻,華國鋒立起身來,嚴肅地代表黨中央向他宣布,你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中央決定對你隔離審查,立即執行。平時盛氣凌人的狗頭軍師,此時雙腿打顫,只用手摸了摸眼鏡,沒作任何反抗,就由監護人員帶走了。

               接踵而至的是王洪文,這個“文武全才”的大人物走下高級轎車,趾高氣揚地跨進門來,行動組的一位負責人帶著幾個衛士走進來,王洪文一看勢頭不對,立刻端出中央副主席的架子,厲聲叫道:“我是來開會的,你們要干什么?” 接著就使出造反司令的渾身解數,拳打腳踢,可他的武斗本領畢竟有限,很快就被扭住雙手帶到正廳。他看到坐在那里的華國鋒、葉劍英,預感到末日來臨,兩眼射出兇光,象野獸一樣撲了過去,警衛人員將他推倒在地,等他爬起來時,終于從青云直上的夢境中清醒了,威風全無,乖乖地聽華國鋒宣布了他的罪狀和隔離審查的決定,被帶走時,無奈地發出嘆息:“沒想到這樣快!”后悔已經來不及了,這倒證明一條真理,對付他采取“先發制人,以快打慢”的方針是何等及時,以及何等正確。    

               姚文元姍姍來遲,8 時15分才到。其實,姚文元早就想來開政治局常委會了,“四人幫”這位筆桿子已手癢多時,他接到通知,嘴里還嘮咕著:“搞什么鬼! 這么長時間不開會,早就該開這個會了!” 心里急著來參加會,竟忘了帶帽子遮上禿頭,也忘了叫警衛,只顧夾上皮包就來到了中南海。不知是因他遲到還是其他什么原因,對他的處置降了格,沒讓他進正廳,只在東廊的大休息室里待命;華國鋒也沒有親自宣布“隔離審查”的決定,而由中央警衛局一位副科長宣布。等姚文元弄清楚怎么回事后,這個昔日的“金棍子”,“四人幫”的吹鼓手,平時一貫善于用“軟刀子”殺人的兇手,此刻雙腿發軟,癱倒在地,被幾名衛士拉起來,踉踉蹌蹌地被帶走了。

              就在懷仁堂的“會議”緊張進行時,另一個小組來到了中南海萬字廊 201號,有一點不同的是,這個小組里有兩名女警衛。居住在這里的“女皇”這幾天為籌備“登基”真是又忙碌,又興奮,也太疲倦了,此刻剛吃完晚飯,正在沙發上休息,沉浸在美妙的女皇夢中。據執行這一任務的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回憶,他當時帶人進去后,因為是熟人,平時常見面,江青只是點了點頭,仍在沙發上端坐。但今日非比往常,張耀祠站定,莊重、嚴肅地宣布:“江青( 沒往日的“同志”二字,江青馬上投來驚詫的目光),我按華國鋒總理電話指示,黨中央決定將你隔離審查,到另一個地方去,馬上執行!你要老實向黨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紀律,你把文件柜的鑰匙交出來!”除了“你要老實向黨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紀律”一句,是他臨時加上的,其余全是汪東興布置任務時口授的原話。江青聽罷,一言不發,仍坐在沙發上,沉著臉,雙目怒視,并未發生傳說中的“大吵大鬧”,“在地上打滾。”張耀祠說,大致是后來審判江青時她在法庭上大吵大鬧,人們由此推理,以為拘捕時她也會如此表演。江青似乎意識到她會有這樣的下場,她在沙發上又坐了一會兒,才慢慢站起來,從腰間摘下鑰匙,密封進一個牛皮紙信封,上面用鉛筆寫了“華國鋒同志親啟”7 個字,交給了張耀祠。之后,被人押上了她平時乘坐的專用轎車,并沒像傳聞那樣帶手銬。這一天,把她帶到了中南海的一間地下室。

                                           (四)
              
          以華國鋒、葉劍英為首的黨中央,沒費一槍一彈,沒流一滴血,就打垮了“四人幫”。當晚,玉泉山號樓葉劍英住處的會議室燈火通明,中央政治局會議從晚 10點一直開到第二天早晨 5點。會議由華國鋒主持,與會者聽了華、葉的報告,無不歡欣鼓舞,完全贊同這一行動。第二天開始,“四人幫”在各地的爪牙也相繼被隔離審查。4 年后,林彪、江青 集團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臺。江青、張春橋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王洪文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姚文元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1991年5月14日,保外就醫的江青死在她的住所,1992年8月3日, 王洪文因病死在醫院。 “四人幫”的罪行有目共睹,“文革”中多行不義必自斃,任何人倒行逆施,與人民為敵,終無好下場。粉碎“四人幫”,人民欣喜若狂,多災多難的1976年,終于有了一個美好的結局。而“四人幫”的被粉碎,也標志著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走進了一個全新的時代。

               我有時想,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上述四人的結局會怎么樣?江青會保持著“第一夫人”和“賢妻”的形象,而永載史冊;張春橋起碼也可保持有中共高干兼馬列主義理論家的銜頭;姚文元獲得“文藝評論家”的名稱乃是必然;而王洪文,弄個工廠中級干部甚至廠長當當,平平安安活到現在,過著退休生活,抱抱孫子,下下象棋,逛逛公園,那是完全可能的。可惜,“文化大革命”徹底改變了他們的人生軌跡,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大革命”也害了他們四人。

              “文化大革命”是一個說不完的話題,也應該是一個說不完的話題。“文化大革命”留給我們的教訓實在太多了,而我們已經吸取的,似乎還不是全部,不時,我們可以看到某些沉渣泛起,如一些可以勾起人們痛苦回憶的歌曲作為“精品”再響徹耳畔,可以把人們帶回到那個可怕歲月的書籍又以“成果”的面目出現在書架,一些文章中的言論還似曾相識等。不過,經過了二十年改革開放的中國人,是知道怎樣選擇未來的路的,我對前景又充滿信心。

                           十六、郭小川——大悲之后的大喜害了你 

                                       悼念郭小川

                     四賊擒拿日,詩人去為何?!星空抬眼望,含淚誦秋歌。

                                                            1977年

                                         (一)

              這首詩,是悼念現代詩人郭小川的。沒有注明寫作的具體時間,但寫于1977年應是可以肯定的。為什么要悼念郭小川?原因是,我是個愛詩的人,而他,與艾青、賀敬之等,都是我喜歡的寫新詩的詩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當我還是個中學生時,我就讀過他的《向困難進軍》《望星空》《甘蔗林——青紗賬》《深深的山谷》等詩篇。他的詩有點古典的味道,注重韻律的美,同時,他的詩又不拘一格,尤其效仿馬雅可夫斯基的階梯式的體裁,更是我喜愛的,我后來學寫新詩,尤其是一些長篇的新詩,如《理想之歌》《南燕北鷹》等時,都是采取了這種格式。

              然而,我為他寫悼念詩的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則是:在打倒“四人幫”后不久,報上發表了他的在“文革”期間在干校中寫的兩首詩,一首叫《秋歌》,另一首叫《團泊洼的秋天》。啊,很久沒有讀到過這樣有詩味的詩了,文革中也有詩,但那都是硬梆梆的口號詩,而《團泊洼的秋天》這樣的詩,盡管也有那個時代的痕跡,但卻給人一種震撼和激動,我們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一位受壓抑受迫害的戰士的忠誠表白,以及他內心的悲憤和抗爭。我欣喜,“向困難進軍”的郭小川又回來了!然而,再看看報上的說明,才知道郭小川已經不在人世了!郭小川逝世的時間,是1976年10月18日,是粉碎“四人幫”后不到兩周!肯定,他已經聽到了這個大快人心的消息,為什么還未盡情地享受勝利的喜悅,就匆匆地離去呢?!十年浩劫時死不了,偏偏在黑夜過去,黎明到來之時死去,令人多么的痛心!他是怎么死的呢,我當時并不知道,估計是被迫害致病致殘而死的吧。郭小川,是打倒“四人幫”后第一位逝去的名人。我的那首悼亡詩,應該就是那個時候寫下的,后兩句,都隱含了他的詩作名稱。

              數十年后,我才知道,郭小川不是病死的,而是被燒死的。怎么會被燒死的呢?有的書上說,他聽到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后,晚上狂喜而喝酒,油燈打翻燃著被褥而被燒死;有的說他睡覺時煙頭燃著被褥而被燒死。總之,一代詩人郭小川,就是在1977年10月被“解放”后回到北京,住在北京的一家招待所,等候分配工作,卻不幸在18日的那個夜晚,在招待所遇上失火而被燒死的。無論怎么死,都是很令人痛心的,如果他不死,中國的詩壇肯定會增添不少精品的。

                                       (二)

               郭小川死后,后事如何處理呢?作家韋君宜的《思痛錄》有記載其事:

               “四人幫”垮臺之后,我碰見的第一件別扭的事,是詩人郭小川之死。   

                小川之死這件事本身還查不清楚——他好好地睡在招待所被窩里,怎么會被自己抽剩的香煙頭點著了自身而活活燒死?——只說我們這些剛剛得到“解放”消息,還沒有“安排”的文藝界朋友,聽到了無不驚訝,痛心。應該追悼他呀!可是這時候,既沒有作家協會,也沒有任何文藝團體(除了那些樣板團)出面來召集追悼會,奔走來奔走去都不成。后來聽說辦成了,憑通知到八寶山入場。我收到這么一張油印的小條,問我們社其他與他熟悉的人,都說不知道。開會頭一天,我接到馮牧一個電話,說:“人家通知的范圍非常小,只好這樣,咱們分別口頭通知大家,你也通知一些人吧。”我說好。于是見人便講,動員了一車。趕到八寶山一看,滿滿地站著一院子人。不管是作家還是名人,全都站在院子里,我忙擠進里邊休息室去看,才知原來只開了一間第六休息室(按八寶山的規矩,一般要開六、七、八,三間, 給吊客休息,規格再高點的,增開一、二、三,三間)。今天如此,吊客只好都站在院子里,在悲哀之上又加了氣憤。   

               我聽見站著的吊客們竊竊私議,今天的規格不知怎么樣,據說特別高,由中央主持……什么中央人物,當非文藝界所能夠得上。等了一會兒,叫我們排隊進去,站好之后,奏哀樂,然后上去了主持并致悼詞的人。我瞇眼看了半天,既看不出是哪位作家,更認不出是哪位首長。是一位三十幾歲的婦女,手拿悼詞,結結巴巴在那里念。誰呀!直到會散了,人們往出走了,我這才打聽清楚,原來這位主持會的人,是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原長辛店鐵路工廠的一位女工。想必是造反成就極大,才能占據這樣的高位。但是她和郭小川有什么關系?和詩又有什么關系呢?“四人幫”垮臺了,她還在做她的官(不過,后來她下臺了),她又著實與文藝及政治方面都聯不上,所以至今我也說不清這位為死去的小川做結論的女部長的名字。

                                          (三)

              郭小川的遭遇,也可以說是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一種縮影。 他于1919年出生于一個知識分子家庭。1936年開始發表詩作,1937年正式轉為中共黨員,1939年任王震將軍機要秘書,1949年任《天津日報》編委。在戰爭年代,他還沒有太多的事,但解放后,麻煩事反而多起來了。1953年調任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1955年參加整理胡風案反黨材料,因他是中宣部的領導之一,整人的事免不了。1956年調任中國作協秘書長,1957年為作協反右派組織者之一,參與反“右派”斗爭。1959年10月初,作協全力開展反右傾斗爭。10月20至11月初,郭小川一口氣寫了大小十篇反右傾文章。但是,11月,郭小川本人卻被被批判。11月25日在對他的第一次批判會上,他宣讀了第一份檢討書;12月遞交了第二次“ 補充檢查”……

              在最近出版的《郭小川全集》中,郭小川的家人不僅收入了他的詩作和其他文藝評論的文章,而且也收入了他在歷次運動中的檢討書,這是很有膽識的舉動,這也是研究詩人的內心世界以及文藝界內幕的絕好的材料。今引幾段如下:

                多少年來,我都被當成好干部,受到信任和贊揚,只是到了作家協會,總是受到指責,這也不是,那也不是。過去,我一直不敢正視我這種陰暗心情,總以為開朗,有話就說,說完就算了,別的同志批評我,不記恨在心里,現在看來,這是一種掩耳盜鈴的態度。這些正確的批評,不僅是我更強烈地要求離開作協的一個原因,而是應該看做引起我對黨不滿的開始。

            我的這種對黨不滿,到了1956秋天,又集中地表現在《山中》這首詩上。這首詩的寓意,完全表現了對黨所交給我的政治任務的抵觸情緒。我心想,我已經到作協一年了,再不讓我離開,我簡直不能忍耐了。這種陰暗的心情,在詩中發泄盡致。我在詩里說:“這兒不是戰士長住久居的地方”,“在這兒呆久了,我不免憂傷”。“這兒 "是哪兒呢?當然是北京的機關,從此也可以看出我的不滿情緒到了怎樣的程度。

            《一個和八個》,這是我在思想上和行動上的一次反黨的罪惡,無疑是隱藏在我思想深處的陰暗思想的總暴露,是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總暴露,是當時修正主義思潮對我的影響的總暴露。第一,我對肅反是有陰暗心理的,在延安搶救運動時,我因為幼稚、糊涂,自己抓來一頂帽子。由此,我表面上是毫無怨言的,而且不愿暴露,可是,當有人和我談起這些事,我也覺得,當時雖是我糊涂,但也是環境造成的,別人把我們搞糊涂了。因此,我們幾個同志(蔡天心、陳振球等)后來談起,總認為當時領導我們的閻達開同志(現在河北省委)要負責任。實際上是對黨的一種不滿情緒。此外,當別的同志和我談起延安審干和搶救運動,為了被審查而發牢騷時,我也往往表示同情的態度,勸他們不要埋怨,自己人的事,錯了也沒有關系。這種態度和勸說的前提,實際上是延安審干搞錯了。因此,在今年聽到少奇同志廬山講話錄音,說到:“延安審干即使百分之九十戴錯了帽子,也仍是基本正確的。”(大意)我當時覺得非常正確也非常新鮮,可見我以前在思想并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在理論上,在口頭上,我當然是擁護肅反的,但在我內心深處,在感情上,還是延安的老觀念,以為搞錯了一些“好人” ,心中同情,卻不去想這些人是什么人,什么階級,什么具體情況,而一古腦兒把戴帽子的錯誤全算到黨的賬上。這種陰暗的思想,在這首詩里直接地起了作用。這首詩,就是為那些被肅過的人作辯護。第二,我的自我擴張到了嚴重的地步。由于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我一直是散漫、缺乏組織性紀律性的,戰爭時期好一點,解放以來,由于一帆風順,便過高地估計自己,不能聽取批評,不能作黨的馴服工具,到了1956年寫出一些作品受到某些喝彩之后,便更加驕傲自滿起來。如同在這首詩中所表現出來的那樣,反黨分子王金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也是我自己的寫照。第三,這時期,我對黨已經有了更多的不滿,我要離開作家協會,拒絕黨所交付的政治任務,黨不允許,我是不滿的,才會歌頌像王金這樣的反黨“英雄”,才把黨的干部丑化,才忍心對我們的干部進行惡毒的諷刺。第四,人性論的觀點在這首詩中達到極點……

            實際上,我的理論水平很低,邏輯能力很差,我起草的文件都是粗糙得很的,這到底有多少真正的才能,是很容易看清的。至于創作,更談不上才能。現在看來,我只能抒一點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情,根本不會抒人民之情。我的那些作品,的確是亂七八糟的,前些時看了,實在不忍卒讀。大家為了鼓勵我舉出的《向困難進軍》,就是自我擴張最嚴重的一篇,而且這些東西既不民族化,又不群眾化。

            我是有野心的。一是文學上,我注目的是當個大作家;一是從黨務工作上發展,注目的是有更高的職位。前幾年,還有個從研究工作上發展,注目的是當理論家,這幾年不想了,因為覺得這方面不行。這的確是野心家的道路,如任其發展下去,的確是萬分危險的。

                                        (四)

            據批判過郭小川的人說,在批判大會上,郭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我有想不通的地方,我回去再考慮一下。”他考慮的結果是什么呢?在這份名為“第二次補充檢查”中我們發現了,那就是徹底放棄抵抗。這份檢查與其說是他自己寫的,不如說是他抄襲了批判會上批判者的發言更準確,他把批判者拋出的種種帽子統統拿來,扣在了自己的頭上,而他自己甚至包括批判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冤枉的。

              這就是當時中國文藝界的現狀。一批有才華的作家詩人,在解放后又當上了作協、文聯等的領導人,如馮雪峰、周揚、林默涵、劉白羽、馮牧、瞿白音等,他們要按照歷次政治運動的部署,要去整一批人,如胡風,如丁玲,如沈從文,如周瘦鵑,如吳晗等。而不知什么時候,他們自己又成為了挨整的對象。在這種你整我我整你的政治環境之中,如何能出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良好局面?如何能產生真正具有感染力的文藝作品?象郭小川那樣,還能寫出不少具有獨特思想性和文藝性的作品的作家,在“文革”前實在是難得的。

            自59年反“右傾”,郭小川的日子就不好過了。1962年,郭小川離開作協,調人民日報社任記者;1966年“文革”爆發,他理所當然被批判斗爭、靠邊站;1968年被揪回作協批判、蹲牛棚;1970年下放湖北咸寧五七干校;1973年,因他和妻子杜惠在延安時代曾和林彪、葉群有來往,即被江青誣為修正主義分子;1974年更因林彪案被隔離審查;1975年他寫了致胡喬木的“萬言書”,再次檢討和辯護,并在當時政治氣候稍為好轉時,創作了《秋歌》和《團泊洼的秋天》等詩歌。就在他已經見到了曙光,即將可以繼續為黨和國家工作之時,這位出版了11本詩集的中國現代詩人,卻被一場大火燒死了!
            
            對于郭小川的作品,我沒有評價鑒賞的能力,更難以結合當時的政治環境去加以分析,還是引述幾段別人的評論吧:

              郭小川是在“四人幫”剛剛粉碎之后不幸去世的,他沒有趕上 70年代末期的思想解放。但是,他留下的作品,曾經兩度在思想解放進程中發揮作用。

            第一次是他的遺作《秋歌》二首的發表,使人們聽到了這位著名 詩人對“四人幫”的文化專制主義的悲憤的抗議。雖然這兩首詩采用 了“走資派”、“繼續革命”等當時流行的語碼,但其中的所指是很清楚的。重要的不是他用了什么概念,而是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開始 了獨立的思考。雖然他思考的層次還沒有觸及體制本身,僅僅向他所 不滿的領導層里的江青那一派力量發出抗議。但他能從“文革”初期贊美江青,變為決定同他們抗爭,對于一個老黨員來說,是很不容易的。

            第二次是它的遺作《一個與八個》被第五代電影導演搬上銀幕, 成為中國電影藝術新潮的頭雁。那些從電影學院剛剛畢業的年輕人, 之所以選擇郭小川這首長詩來改編,不是偶然的。因為這首長詩本身有一種讓人們沖破教條的成見,重新反省歷史的力量。郭小川創作最 活躍的年代,正是中國的文學被緊緊地綁在政治宣傳的戰車上的年代。 無庸置疑,他留下的大部分作品也是綁在政治宣傳戰車上的。這并不 奇怪。但可貴的是他幾度產生了掙脫主流政治宣傳的沖動,留下了一 些與當時主流政治宣傳不合拍甚至背道而馳的作品,發出過屬于他自 己而不屬于官方意識形態的聲音,比如《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贊 歌》、《一個與八個》、《望星空》和《秋歌二首》。這就是他去世之后,某些作品還能啟迪人們的精神解放的原因。這樣的情況,在郭 小川同代的詩人和作家中,并不多見。

             在當時能有一點獨立的思考,發出一點自己的聲音是不容易,要 付出巨大的代價。為什么郭小川能夠有一點獨立的思考,這要從他的 經歷本身找原因。他是忠誠的革命戰士,但革命的鐵拳也曾幾度砸到他的頭上。在延安時代,他的妻子就是搶救運動的對象,1957年,他 的妻子又險些被打成右派。這就可以理解他的《一個與八個》,要把 一個被共產黨冤枉了的革命者當作主角。而這種情況,在建國后17年的文學作品中,不說絕無僅有,也是極為罕見。

                                         (五)

              最近有一部書,書名有點怪,叫《人有病,天知否?》,書中記錄了包括郭小川在內的一批中國作家在建國后的遭遇。作者的名字也有點怪,叫陳徒手。 陳徒手曾在中國作協創聯部工作,有機會從近處感受了一大批文壇新老作家,了解到一些有關現當代作家的鮮為人知的故事。作家們建國后的遭遇激發了他創作的沖動,在近十年的時間里,陳徒手走訪當事人及家屬、知情者二三百人,紀錄下了近四十萬字的采訪筆記,并在作協、社科院、人藝、北京京劇團等單位查閱了大量的檔案,獲取了數以百萬計文字的原始材料,于是有了《人有病,天知否?》的出版。不過,我還沒看到此書,不然的話,我這篇文章就可以寫得更翔實些,更生動些。

              二十五年過去了,當年被草草處理了后事的郭小川,也該安息了吧,然而不!最近,居然有一場官司,是涉及到這位早逝的詩人的。
            
            今年10月13日上午,郭小川的遺孀杜惠將率子女走上法庭,控告《著名詩人郭小川一段鮮
          為人知的黃昏戀》一文的作者賀方釗及刊登和轉載此文 的國內5家新聞單位,并索賠人民幣100萬元。

            湖北《幸福》雜志今年第2期刊登了湖北黃石市市委 統戰部辦公室副主任賀方釗撰寫的《無語問情:生死相 依兩茫茫———著名詩人郭小川一段鮮為人知的黃昏戀》 一文,講述了郭小川70年代初在湖北咸寧干校勞動時, 與當地女青年佘心惠相識相愛的過程。文中稱:自從一年前他妻子含冤去世后,他的情感 世界一直緊閉著。與干校賣飯票的女青年佘心惠結識后, 兩人關系逐步加深。1972年,佘心惠患上血癌,郭小川曾帶她到武漢就醫。彌留之際,郭小川守在她身邊,表示要與她舉行婚禮。佘吟著愛情詩句離開了人間。

            文章還配發了郭小川、佘心惠各自的照片。年近八旬的杜惠老人看到此文后,氣憤不已,斷定這件事是無中生有的捏造。她說:“我與郭小川共同生活了30多年,對他非常了解,賀方釗文章所寫,與小川的為人、性格相去甚遠。我認真核對了一下,那篇文章全篇不足5000字,偽造的就有50多處,可以說處處胡編亂造,信口開河,這樣的人披露什么‘鮮為人知’的事情靠得住嗎?”

            《黃昏戀》一文發表后,全國許多報刊作了轉載, 今年6月23日,杜惠及三子女以名譽侵權為由,將賀文釗及《幸福》等5家報刊推上法庭,要求被告停止侵權并賠 償精神傷害費100萬元。

            作者賀方釗否認此事是憑空捏造,他說這件事是聽一個朋友講的,現在他已找不到這個人了。他說寫作此文的目的在于喚起人們對郭小川的懷念。他承認未經核實寫出文章,特別是有關杜惠老人已去世的情節讓他追悔莫及,所以他一再讓記者代向“杜媽媽道歉”,并請求給予原諒。

              由于此案是名人官司,涉及多家新聞單位,索賠數額巨大,因此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我不是知情人,當然不便在此說些什么,不過,利用死去的名人制造一點“轟動性的新聞”的事,時有所聞,文章的作者稱“這件事是聽一個朋友講的,現在他已找不到這個人了”,就有些不負責任,道聽途說的味道。更何況有“一年前他妻子含冤去世后”這樣的錯誤。

                                        (六)  

              唉,死者長已矣,讓他安息吧,更何況是死得很慘,死得很不是時候的郭小川。在此文結束之際,還是讓我們再一次吟哦他的力作——《團泊洼的秋天》吧:
            
            秋風象一把柔韌的梳子,梳理著靜靜的團泊洼;
            秋光如同發亮的汗珠,飄飄揚揚地在平灘上揮灑。

            高粱好似一隊隊的“紅領巾”,悄悄地把周圍的道路觀察;
            向日葵搖頭微笑著,望不盡太陽起處的紅色天涯。

            矮小而年高的垂柳,用蒼綠的葉子撫摸著快熟的莊稼;
            密集的蘆葦,細心地護衛著腳下偷偷開放的野花。

            蟬聲消退了,多嘴的麻雀已不在房頂上吱喳;
            蛙聲停息了,野性的獨流減河也不再喧嘩。

            大雁即將南去,水上默默浮動著白凈的野鴨;
            秋涼剛剛在這里落腳,暑熱還藏在好客的人家。

            秋天的團泊洼啊,好象在香甜的夢中睡傻;
            團泊洼的秋天啊,猶如少女一般羞羞答答。

            團泊洼,團泊洼,你真是這樣靜靜的嗎?
            全世界都在喧騰,哪里沒有雷霆怒吼,風云變化!

            是的,團泊洼的呼喊之聲,也和別處一樣洪大;
            聽聽人們的胸口吧,其中也和鬧市一樣嘈雜。

            這里沒有第三次世界大戰,但人人都在槍炮齊發;
            誰的心靈深處——沒有奔騰咆哮的千軍萬馬!

            這里沒有刀光劍影的火陣,但日夜都在攻打廝殺;
            誰的大小動脈里——沒有熾熱的鮮血流響嘩嘩!

            這里的《共產黨宣言》,并沒有掩蓋在塵埃之下;
            毛主席的偉大號召,在這里照樣有最真摯的回答。

            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在戰士的心頭放射光華;
            反對修正主義的浪潮,正驚退了賊頭賊腦的魚蝦。

            解放軍兵營門口的跑道上,隨時都有馬蹄踏踏;
            五·七干校的校舍里,熒光屏上不時出現《創業》和《海霞》。

            在明朗的陽光下,隨時都有對修正主義的口誅筆伐;
            在一排排紅房之間,常常聽見同志式溫存的夜話。

            ……至于戰士的深情,你小小的團泊洼怎能包容得下!
            不能用聲音,只能用沒有聲音的“聲音”加以表達:

            戰士自有戰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嚇;
            一切無情的打擊,只會使人腰桿挺直,青春煥發。

            戰士自有戰士的抱負:永遠改造,從零出發;
            一切可恥的衰退,只能使人視若仇敵,踏成泥沙。

            戰士自有戰士的膽識:不信流言,不受欺詐;
            一切無稽的罪名,只會使人神志清醒,頭腦發達。

            戰士自有戰士的愛情:忠貞不渝,新美如畫;
            一切額外的貪欲,只能使人感到厭煩,感到肉麻。

            戰士的歌聲,可以休止一時,卻永遠不會沙啞;
            戰士的明眼,可以關閉一時,卻永遠不會昏瞎。

            請聽聽吧,這就是戰士一句句從心中掏出的話。
            團泊洼,團泊洼,你真是那樣靜靜的嗎?

            是的,團泊洼是靜靜的,但那里時刻都會轟轟爆炸!
            不,團泊洼是喧騰的,這首詩篇里就充滿著嘈雜。

            不管怎樣,且把這矛盾重重的詩篇埋在壩下,
            它也許不合你秋天的季節,但到明春準會生根發芽。……

                              十七、陳少敏——真理的捍衛者 

                                     悼念陳少敏

                     革命女英雄,高山一勁松。神州開朗日,何故去匆匆。

                                                                1977年12月

                                         (一)

              1977年12月14日,女革命家陳少敏在北京逝世,享年75歲。對于陳少敏,我當然是知道的,“文化大革命”前,她就是和蔡暢、鄧穎超、康克清、帥孟奇、張琴秋等齊名的黨內的女革命家。

              打倒“四人幫”,進入了1977年,曙光雖已出現,但仍春寒料峭,十年浩劫的余毒一時難以清除,一些在十年浩劫中受盡折磨的革命家和愛國人士,還未能盼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就因病殘而去世,這其中,有郭鵬、劉先勝、匡裕民、畢占云四位中將,以及多位的少將;還有潘漢年、章乃器、武競天、劉清揚(女)、許建國、陳望道、王化民等,當然,還有在那年12月14日逝世的陳少敏。這些人,總算看到了“四人幫”的滅亡,這是他們的幸運;這些人,還沒來得及等到撥亂反正,宣布結束“文化大革命”,糾正歷史的冤假錯案,這又是他們的遺憾!上述諸人中,尤其潘漢年最可憐,他死于4月14日,這位長期從事地下革命斗爭,曾任上海市委第三書記的老革命家,被誣為“內奸”,應死在共產黨開設的監獄之中,直到1982年8月才由中央平反,恢復名譽。

              我為陳少敏寫一首悼亡詩,是出于對這位女革命家的尊敬,當時,我還不知道她有一件最值得大書特書的事,皆因當時劉少奇尚是“叛徒、內奸、工賊”,如果我知道了這件事,我說不定會寫進詩中。若干年后,我不知從一個什么渠道得知:在1968年末黨的8屆12中全會上,舉手表決通過“永遠開除劉少奇出黨”的決議時,全體中央委員之中,就是她——陳少敏沒有舉手!啊,我聽到這一件事時,內心受到了巨大的震動!多么可悲的現狀!多么了不起的女人!因此,今天,當我寫這一組文章時,我自然不想漏掉陳少敏這個可敬的人物。

                                         (二)

              陳少敏是個什么樣的人,敢于抗拒強權,堅守人格,維護黨性?讓我們回顧一下她的經歷吧:

              陳少敏這一名字,是參加革命后為秘密工作需要所起。她原名孫進修,1902年出生于山東壽光縣農家。父親曾于辛亥革命時從軍當過連長,回鄉后一邊租佃田地耕種,一面教小學。陳少敏自小就隨父讀書,后來被送到教會學校,接觸到西方的思想和一些科學知識。13歲時,為解決家境困難,曾獨自到青島日本紗廠當過半年童工。19歲時,家鄉遇災荒,父兄等因病餓死,她又步行250公里到青島再當女工。

            過了兩年牛馬般的苦工生活后,陳少敏于1923年加入了鄧恩銘等人組織的秘密工會,因參加罷工被廠方開除,又到濰坊進入美國人開辦的女中文美讀書,于1927年在校內秘密參加了共青團。1928年,她轉為共產黨員,并奉派返回青島領導工人運動。此時,陳少敏只有二十多歲,卻因老成持重被同志普遍稱為“陳大姐”。在北方的七年白區工作中,陳少敏坐過監獄,也忍受過喪夫亡女之痛。1935年,她化名“老方”到冀魯豫特委擔任組織部長時,動員起成千農民起來斗爭,還建立了一支300人的游擊隊。反動政府驚恐之余,到處通緝“共黨女匪首大腳老方”。

            1937年,陳少敏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后,同新婚丈夫一同南下工作。翌年,她到河南任省委組織部長,在確山縣“紅色竹溝”主辦教導大隊,并兼任游擊隊政委。不久,她率部東進與李先念會合,鄂豫獨立游擊支隊編為新四軍第五師,李先念任師長兼政委,陳少敏任副政委。這位在邊區人稱“女將軍”的副政委還帶頭赤腳下田。“陳大姐,種白菜,又肥又大人人愛”的歌謠一時傳遍中原地區。

            解放戰爭開始后,陳少敏任中原局副書記兼中原軍區副政委。部隊被敵包圍時,同志們勸她撤走,她卻堅持留下。當蔣介石下令“活捉李先念、王震、陳少敏”之際,中原軍區部隊已奮勇沖出包圍圈。在突圍的千里征途上,陳少敏雖然患病,卻拄著一根樹棍堅持隨隊行軍。

            解放以后,陳少敏擔任全國紡織工會主席,曾發現和培養了郝建秀等女工典型。在黨的八大上,她當選為中央委員。“文革”中,她受到沖擊,不過因威信高,1968年末,還被允許參加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會上最后表決“永遠開除”劉少奇出黨的決議時,她伏在桌上拒絕舉手。當時發表的全會公報雖宣布“一致通過”,歷史事實卻是缺了陳少敏一票。奸人康生于會后向她質問:“你為什么不舉手?”得到的只是一句正氣凜然的答復:“這是我的權利!”康生、江青之流為對陳少敏進行打擊,借戰備疏散將病中的她強行抬上火車,趕出北京,送往河南羅山勞動。在那里,她患病導致半身不遂,“九一三事件”后才得以回北京治療。欣聞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后,陳少敏曾希望能重新工作,卻不幸于1977年12月14日因病重逝世。

                                          (三)

             從陳少敏的經歷,我們得知,她是“將軍”出身,如果1955年時她仍在軍隊,被授予中將軍銜也是不過分的。軍人有軍人剛烈的性格,可以解釋她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的表現。但是,我們不妨又想想,在當時的與會者中,軍人及軍人出身者不知凡幾!他們為什么舉手?我們不妨又想想,當周恩來、朱德、董必武、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王震等德高望重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都被迫舉起沉重的手的時候,你就會知道,陳少敏不肯舉起尊貴的手,發出無聲的抗議,該要鼓起多么大的勇氣!八屆十二中全會,是共產黨最黑暗最丑陋的一次會議,迫于毛澤東與林彪、江青等的淫威,硬是集體將黨的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誣陷為“叛徒、內奸、工賊”,并要“永遠開除出黨”而后快!啊,了解了這一歷史,我們不禁為陳少敏那神圣的代表著真理的一票喝彩!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們還應向這位堅強不屈的女性致以崇高的敬意!

              陳少敏不僅公開擁護劉少奇,還不怕表露自己反對“四人幫”,支持鄧小平的態度。1976年元月,周恩來總理去世。在舉國悲傷的日子里,這位老共產黨員只有一個愿望,就是再去看周總理一眼。然而,這點愿望也根本無法實現。她氣得把床頭柜拍得咚咚直響。恰巧有一位老同志來看她,她怒火沖天地說:“向總理遺體告別,還要資格,憑什么資格?我憑共產黨員的資格!”周總理尸骨未寒,上海出現了要張春橋當總理的大標語。消息傳到陳少敏耳朵里,她氣不打一處來,高聲說:“我不贊成,不投票!”“他要當了總理,我們國家就完了!”一些老同志問她:“如果選總理,大姐準備投誰的票?”她提高了嗓門,說:“我選毛主席說的那個人才難得的人的票。”

             以后,只要提到“文革”,提到劉少奇冤案,人們必然會再說起這位剛直不阿的女革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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